Tantura 2022 Documentary - English Arabic Subtitles 在 1948 年的戰爭中,數百個巴勒斯坦村莊被迫清空。以色列人稱之為「獨立戰爭」,而巴勒斯坦人則稱之為「大災難(Nakba)」。本片聚焦於其中一座村莊——坦圖拉(Tantura),並探討為何「Nakba」在以色列社會中成為禁忌話題。 導演 Alon Schwarz 重新拜訪曾隸屬於 Alexandroni Brigade 的以色列老兵,並以 Teddy Katz 當年錄下的訪談錄音與他們對質,同時也探訪曾居住於坦圖拉的巴勒斯坦居民,重新檢視當年村莊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何「大災難」在以色列社會中長期被避而不談。 如今已年邁的前士兵回憶起那些令人不安的戰爭行為,在某些片段中,他們猶豫停頓,彷彿不願回憶、也不願說出口。Katz 二十年前的錄音訪談則打破了這種沉默,揭露權力、壓制與受保護的歷史敘事,如何塑造人們對歷史的認知。 本片提供了一個罕見視角,深入觀察以色列建國第一代人的內心世界,以及國家的建國神話如何影響後世數代人的現實。電影同時收錄了從未公開過的 1948 年戰爭檔案畫面,以及對前以色列士兵、巴勒斯坦居民與歷史學家的深入訪談。
1948年,以色列建國戰爭期間發生的坦圖拉村事件,至今仍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歷史謎團。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戰爭暴行的故事,更是一場關於記憶、否認與歷史敘事控制權的深刻鬥爭。透過對事件親歷者、歷史學家和受害者後代的深度採訪,我們得以窺見這段被刻意掩埋的歷史真相。
1948年6月14日,就在以色列建國一個月後,亞歷山德羅尼旅佔領了坦圖拉村。當時93歲的伊扎克·平托回憶道:
「1948年6月14日,建國一個月後,我們就在這裡。亞歷山德羅尼旅剛剛佔領了坦圖拉,我們突然被告知:『你們不准離開這裡,你們要在這裡建立自己的定居點。』我們來了,63個人來了。現在只剩下三個女孩和我。」
這段看似平淡的回憶,卻隱藏著一個巴勒斯坦村莊徹底消失的悲劇。平托選擇只記住「美好的回憶」,因為他「已經厭倦了記住不好的事情」,但這種選擇性遺忘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真相?
95歲的老兵雅各布·埃雷兹毫不掩飾地描述了戰爭的殘酷:
「在獨立戰争中,我們只知道一件事:要麼是我,要麼是他們。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著回來。我們當然殺了他們。我們殺了他們。毫無愧疚。自由自在。你殺了人,你就做了一件好事。」
然而,這位老兵也承認,他從未向妻子提及這些經歷:「我怎麼能告訴她我曾是個殺人犯?」這種矛盾的心態,反映了參戰者內心深處的道德衝突。
歷史學家泰迪·卡茨在其碩士論文中,透過採訪135名猶太和阿拉伯證人,收集了大量錄音證據,揭露了坦圖拉大屠殺的真相。他認為1948年是「災難之父」,也是「污穢」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1948年發生的大部分事情不僅被隱藏,而且被銷毀。」
卡茨的研究顯示,在村莊被佔領後,確實發生了對平民的系統性殺戮,這與官方的戰鬥敘事截然不同。
然而,卡茨的發現引發了巨大爭議。亞歷山德羅尼旅的退伍軍人對他提起誹謗訴訟,大學最終撤回了他的論文,並迫使他發表道歉聲明:
「我希望澄清,在審查了這些事情之後,我毫無疑問地清楚,關於坦圖拉村投降後發生殺戮的說法毫無根據。我撤回論文中暗示發生大屠殺,以及殺害手無寸鐵、毫無抵抗能力的人的任何結論。」
卡茨後來表示,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錯誤」:
「我一生中犯過各種錯誤,但最大的錯誤可能就是這份道歉。我至今對此深感遺憾。」
多位參與坦圖拉戰役的士兵提供了令人震驚的證詞。阿舍爾·布萊特雖然否認大屠殺,但承認「殺戮稍微多了一點」。他描述了看到大量阿拉伯人屍體「像垃圾一樣被丟棄」的場景:
「我不想談論這個,就是這樣。但這確實發生了,我們能怎麼辦?」
他回憶起戰友們對阿拉伯人施加的暴行,包括強姦和大規模殺戮,但選擇「忘記」這些不愉快的記憶。
許多老兵都表現出類似的心理防禦機制。一位匿名受訪者坦承:
「有些事情你不想記住。對嗎?是的。我忘記了這些事情。是的,是的。我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創傷。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所以遺忘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對嗎?我努力不去想它。直到今天。直到今天。」
這種選擇性遺忘不僅是個人的心理防禦,也成為了整個社會處理歷史創傷的方式。
採訪揭示了以色列如何系統性地壓制關於1948年戰爭中暴行的真相。一位歷史學家指出:
「社會不喜歡處理其歷史的黑暗面。我們無法想像四年級老師走進教室說:『孩子們,我們是為了建立國家而進行種族滅絕、驅逐或轉移人口的民族。』」
以色列社會普遍認為自己是一個「純潔」和「道德」的民族:
「我們是一個純潔的民族。相信我,純潔。我們是如此正直,如此人道,我們的道德標準很高。」
本·古里安早在1950年代就啟動了一項國家項目,旨在編寫歷史研究,證明「阿拉伯人是自願離開的,而不是被以色列國防軍驅逐的」。
以色列國防軍檔案存在嚴格的審查制度,禁止發布任何可能「損害以色列國防軍作為一支沒有道德基礎的佔領軍形象」的材料,包括:
1991年,在坦圖拉村遺址的挖掘過程中發現了人骨。一位來自坦圖拉的居民回憶道:
「1991年,基布茲米什馬爾哈亞姆的一個人想在這裡建一個潛水俱樂部。在挖掘過程中,他們發現了骨頭。亂葬坑的骨頭,就在後面。」
當他告訴挖掘者這些是1948年的亂葬坑時,挖掘工作立即停止並被掩蓋:
「他告訴我:『這些骨頭是拿破崙·波拿巴時代的。』我告訴他:『我想你錯了。這些是這個村莊的亂葬坑,是1948年的。』然後他完全關閉了這件事,掩蓋了一切,然後就消失了。」
衛星圖像分析顯示,1949年的坦圖拉村遺址上出現了一條長約35米、寬3-5米的「開放式溝渠」,這與亂葬坑的描述相符。如今,這個地方是一個停車場。
即使面對這些證據,以色列官方和一些歷史學家仍然選擇否認:
「我不認為它站得住腳。沒有理由這樣做。我不認為他們會在那裡找到任何東西。而且我認為不值得付出努力。」
這種否認的態度反映了以色列社會對自身道德形象的強烈維護,任何挑戰這一敘事的嘗試都會遭到強烈抵制。
當有人提議為乱葬坑建立紀念碑時,一位基布茲居民表示:
「一旦他們提出這個要求,就意味著這對他們很重要。如果這對他們很重要,那就會傷害我。」
這種態度顯示了以色列社會在面對歷史真相時的深層恐懼和抵觸情緒。
儘管面臨巨大阻力,仍有一些聲音呼籲以色列社會承認過去,並與巴勒斯坦人實現和解:
「這裡需要改變對過去一切的看法,承認這裡發生了一場災難,句號。」
他們認為,應該為乱葬坑建立紀念碑,以紀念受害者:
「如果真的有地方需要建立這樣的亂葬坑紀念碑,是的,應該建立,別無選擇。因為這是歷史,這是真相,我們不應該感到羞恥。」
坦圖拉事件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一個社會如何處理其歷史的黑暗面?記憶與遺忘之間的鬥爭,不僅是個人的心理過程,更是集體認同建構的核心問題。
坦圖拉大屠殺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它是一面鏡子,反映出人類在面對歷史真相時的複雜心態。從參戰老兵的道德掙扎,到學術界的自我審查,再到官方的系統性否認,這個案例揭示了權力如何塑造歷史敘事,以及真相如何在政治利益面前被犧牲。
泰迪·卡茨的遭遇提醒我們,追求歷史真相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學術自由的淪陷、證人的沉默、檔案的封存,這些都是權力機構維護既定敘事的手段。
然而,正如一些受訪者所指出的,承認歷史真相並不意味著否定一個民族的存在權利,而是為了建立更加誠實和可持續的未來。只有當我們有勇氣面對過去的黑暗,才能真正走向和解與和平。
坦圖拉的故事告訴我們,歷史不是過去的事,而是現在進行式。每一次對真相的壓制,都是對未來和解可能性的傷害。在這個充滿衝突的世界裡,我們需要更多像泰迪·卡茨這樣的人,有勇氣挖掘被埋葬的真相,即使這意味著要承受巨大的個人代價。
因為只有真相,才能成為和解的基礎;只有承認,才能帶來真正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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