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For Hire 這部2022年紀錄片由 Gary Null 製作，深入調查醫療機構、科學出版體系以及聯邦監管機構中的系統性腐敗問題，揭示偽科學與錯誤資訊如何滲透進健康研究與公共政策之中。 影片探討多項影響公共健康與福祉的關鍵議題，包括製藥產業與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影響力，並訪問多位科學家、醫學專家及人權倡議者，呈現不同觀點。 本片同時聚焦於： 鴉片類藥物危機（opioid epidemic） 像「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等機構中的腐敗問題 以及數十億資金如何影響民選官員與媒體運作 最後，紀錄片也提出改革方向，試圖挑戰這個失靈的體系，並呼籲建立更高的透明度與問責機制。

科學的審判：當醫療體系的誠信受到質疑

「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科學質疑科學的現象。」這句話，是這場震撼醫學界深層辯論的起點。數以萬計持有執照、來自哈佛、史丹福、牛津等頂尖機構的醫生與科學家，正在公開挑戰那些與製藥公司、醫學期刊及政府機構掛鉤的主流醫學界同僚，指控其「散布錯誤資訊」。本文將完整整理這場涵蓋制度腐敗、藥物安全、COVID-19 應對與全球生物安全的深刻辯論，呈現那些被主流敘事壓制、卻依然堅持發聲者的核心主張。

一、科學正在質疑科學本身

來自哈佛、史丹福與牛津的教授們聯名撰寫了《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目前已獲全球近七萬名醫生與科學家簽署。他們的共同訴求很簡單：主流科學已被腐化，我們不能再沉默。

其中一位受訪者直接點出問題核心：「這是人類歷史上對人類進行的最大規模實驗。而使其成為可能的監管結構，並非設計來保護我們，而是設計來保護製藥行業。」這些企業利用其產生的巨額收入，「武裝化」這些資金，以控制立法機構與監管機構。

在科學史上，科學家的地位近乎神聖，人們相信科學家絕不會做出危害公眾健康的事。但今日，因 COVID-19 及其所謂科學與治療方案被揭露的種種問題，我們幾乎開始質疑一切——因為太多被稱為「醫學科學」的事物，實際上是專有科學，是政治科學，而非立基於優良公共衛生科學之上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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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掌控了科學的方向盤？

這場批判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長期擔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的安東尼·福奇博士。批評者指出，福奇博士尤其擅長將其機構轉變為大型製藥公司的子公司——他從事的並非公共衛生工作，而是製藥產品的開發。

據悉，2009年至2016年間，FDA批准的約240種新藥，全部來自福奇的研究室。他的機構是新型製藥產品最大的孵化器。更關鍵的是，他通過控制遍布史丹福、哈佛、貝勒大學、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首席研究員，掌控著整個藥物審批流程。全國主要醫院研究中心的部門主任、院長，幾乎都是從福奇手中拿錢的人。

「他不僅能控制你的研究結果。如果你的機構進行了他不喜歡的研究，他有能力摧毀你的機構——他可以說：你再也拿不到 NIH 的任何資金。」

與此同時，監管機構與行業之間存在明顯的「旋轉門」現象：CDC 前負責人轉任默克全球疫苗負責人；FDA 前負責人現任輝瑞董事會成員；賽諾菲等公司的研發主管則直接來自 NIH。「這些機構充斥著利益衝突，毫無分離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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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藥帝國的歷史根源：從洛克菲勒到 FDA

約一百年前，美國正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工業巨頭們試圖掌控整個世界金融體系。洛克菲勒家族接管了對抗療法醫學後，關閉了順勢療法和自然療法學校——那些使用天然藥物且療效良好的替代醫學體系，從此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藥物銷售、手術與放射治療的主導地位。洛克菲勒同時掌控石油與化學工業，並與德國大型化學公司 IG Pharma 結成同盟。

FDA 成立於 20 世紀 30 年代，最初以保護食品與藥品供應為名。1938年，羅斯福總統簽署法律，定義了「新藥」的概念；1962年，甘迺迪總統簽署修正案，將 FDA 的管轄範圍從藥物安全擴展至有效性。然而，「FDA 本身不進行任何藥物臨床測試，完全依賴製藥公司提交的數據。這在一般人看來是嚴重的利益衝突——事實也確實如此。」

批評者的呼籲明確：「我們需要獨立測試，將臨床試驗從製藥行業手中奪走，這應由政府與大學負責，而非製藥行業自己測試自己的產品。這不折不扣是『狐狸看守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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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險藥物的核准案例：系統性失敗的縮影

批評者列舉了大量已上市卻造成嚴重傷害的藥物案例，以此佐證監管失靈的規模：

萬絡（Vioxx） 導致至少六萬名美國人死亡，引發約13萬例心臟病發作和中風。其銷售額超過110億美元，罰款9.5億美元、賠償40億美元，但公司在這場「欺詐性行銷」中仍大幅獲利。

阿普唑諾（Ketek） 是一種抗生素，FDA 在批准前已知其存在肝損傷風險，卻依然批准。更令人震驚的是，用於驗證其安全性的臨床研究從未真正進行——當時研究設施已關閉。最終導致大量患者死亡、需要肝臟移植。

曲西洛（Trasylol） 用於心臟手術止血，後來發現每月導致約一千人死亡。全球已下架，但美國 FDA 僅發布警告，有人質疑：「我們怎麼能干預藥企的利潤？」

他汀類藥物 在 FDA 專家審查小組最初拒絕批准後仍獲批。這類藥物會阻斷輔酶 Q10 的生產，可能導致心力衰竭——「我們批准了一種降低心臟風險的藥物，結果它反而可能造成心臟死亡。」

異維A酸（Accutane） 是一種治療嚴重痤瘡的藥物，已知會導致嚴重先天缺陷，並與青少年自殺相關，但公司多年拒絕在標籤上加入警告。一位來自密西根的國會議員，他17歲的兒子在服藥後自殺，帶動了公眾對此問題的關注。

批評者還提及某公司明知其血液製品受愛滋病病毒污染，在美國下架後竟將其傾銷至法國、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獲取暴利。法國政府官員因此入獄，而美國沒有任何公司高管被起訴甚至調查。

[24:18]

五、阿片類藥物危機：最致命的藥物危機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報告，自1999年以來，已有超過五十萬名美國人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數百萬人患有阿片類藥物使用障礙。2020年，藥物過量死亡人數激增至九萬人以上，28個州的藥物過量死亡增加了30%以上。

普渡製藥（Perdue Pharma，奧施康定製造商）與23個州及兩千個地方政府達成和解，申請破產並將支付高達120億美元的賠償。然而，其所有者薩克勒家族（Sacklers）不承認任何不當行為，他們靠阿片類藥物賺取逾100億美元，至今仍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製藥公司高管即使其欺詐性藥物造成大量死亡，也鮮少面臨牢獄之災。」

一位受害者家屬說：「沒有人告訴我這些藥物有非常高的成癮潛力。我怎麼可能上癮，而這些藥物卻是從我的醫生那裡得到的？」另一位母親則說：「我的兒子史蒂夫不想死，但他的處方阿片類藥物殺了他。」

[24:45]

六、精神病學與藥物濫用：對兒童的「精心計算的攻擊」

「精神病學根本不是一門科學，因為它從根本上錯誤地認為傷害大腦會對心智或精神有益。這根本行不通。」

批評者指出，在20世紀40、50年代，給兒童開精神科藥物是極其罕見的，甚至聞所未聞。然而，製藥公司在70年代發現安非他命類藥物（利他林、阿德拉）能「壓制自發性行為」，便精心製造了「注意力缺陷障礙（ADD）」這個診斷，並向老師提供評估清單，讓課堂上任何難以管教的孩子都可能被歸類其中。

這些藥物通常只經過六週測試，卻被長期處方使用，年復一年地累積毒性。臨床數據顯示：兒童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後，10% 出現藥物誘發的精神病症狀，50% 發展出強迫症（OCD）。抗精神病藥物導致兒童迅速患上糖尿病的速度令人震驚。

關於百憂解（Prozac）：「它被推出時宣稱副作用少，但實際上副作用嚴重得讓公司最初的調查員說，這種藥毒性太大，不適合作為一線抗抑郁藥。公司只是改變了公關策略，把它變成了一線用藥。」

一位母親講述了她的兒子雅各在服用百憂解後自殺的經歷：「那天早上我離家上班前，我們還說了話。幾小時後，我試著打電話回家卻沒人接。回到家，我在閣樓發現了我的兒子。」在一次 FDA 聽證會上，有65位父母到場作證——他們的孩子都在服用抗抑鬱藥期間死亡，有些只服藥幾天便已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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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OVID-19 的起源與功能增益研究

「要獲得真相，美國政府應承認武漢病毒研究所曾進行實驗，以增強冠狀病毒感染人類的能力。」——然而，在國會聽證上，福奇博士的回應是：「恕我直言，您完全且徹底錯誤。」

《The Intercept》獲得的最新文件顯示，NIH 曾向美國健康組織 EcoHealth Alliance 撥款310萬美元。文件確認，這筆資助支持了在武漢構建新型嵌合 SARS 相關冠狀病毒——這些病毒結合了不同冠狀病毒的刺突基因，且確認能感染人類細胞。

質疑者進一步引用謝正丽博士與巴拉克博士的合作研究，指出他們確實進行了功能增益研究，通過合併新的刺突蛋白增強了 SARS 病毒感染人類氣道細胞的能力——「那就是功能增益研究，那是武漢研究所與巴拉克博士之間的聯合研究，你無法否認。」

「科學在許多方面幫助緩解了這場大流行的苦難，而這場大流行很可能正是由科學所造成的。」有人更直接說：「出現了一種新型呼吸道冠狀病毒正在武漢肆虐，我們該問誰？哦，武漢新型呼吸道冠狀病毒實驗室。這個病和那個實驗室同名。」

[03:08]

八、PCR 檢測的爭議：「病例大流行」還是真實疫情？

「PCR 檢測似乎是模擬大流行的那個核心要素。」

批評者指出，COVID-19 PCR 測試的循環閾值通常設定在35至45之間（平均約40），而這正是問題所在。他們援引福奇博士本人曾說過的一段話：「任何高於35的都什麼都不是，不是感染，只是死核苷酸。」

「PCR 不是用來告訴你是否會生病，或者你是否有病毒的工具，這不是 PCR 的用途。」PCR 的發明者對此說得非常清楚。然而，這項技術如今被用於定義「病例」，「我們通過說『你 PCR 陽性，所以你是病例』，在全世界製造了一場『病例大流行』（casedemic）。在醫學史上，我們從未這樣做過。」

一位護士描述了她在夏威夷最大技術性護理機構的親身觀察：被轉移到 COVID 病房的患者大多 PCR 陽性但無症狀，只是原有慢性病的持續惡化——腎衰竭、糖尿病、COPD 等。「一些臨終關懷患者在 COVID 病房死於絕症，實際上被列入 COVID 死亡名單，這完全是欺詐。」機構還因貼上「COVID」標籤而獲得更高的醫療報銷——「無論你是否真的治療 COVID，都可以獲得更高的報銷。這是事實。」

甚至有錄音片段顯示，一家醫院的管理人員討論如何將「已康復」的患者仍計入 COVID 統計數字，以維持數字，並說「我們可以私下討論如何向行銷部門彙報」。

[01:13:00]

九、被壓制的替代療法：伊維菌素之爭

2020年3月至4月間，患者正在死去，而 WHO 和 NIH 說「沒有治療方法，只有對症護理」。批評者指出，這「荒謬至極」：「你不能只是坐在床旁看著患者死去，這迫使我們自行整理基於證據的治療方案。」

批評者確認了皮質類固醇、維生素 C 和 D 的重要性，並在約十月時認識到伊維菌素（Ivermectin）的新興數據。針對 CNN 等主流媒體將伊維菌素稱為「馬用驅蟲藥」的說法，批評者表示強烈憤慨：「這是美國公司，2015年因在人類身上使用而獲得了諾貝爾獎。CNN 卻說我在吃馬用驅蟲藥。」日本醫師會主席甚至舉行了現場記者會，向所有醫生推薦伊維菌素用於所有 COVID 患者。

針對60項伊維菌素臨床試驗（其中30項為隨機對照試驗）的研究顯示，幾乎普遍得出以下結論：縮短病毒脫落時間、減少住院、改善康復時間、降低死亡率。

更深層的指控是：根據聯邦法律，若存在經批准的有效治療方法，疫苗就不能獲得緊急使用授權（EUA）。因此，「如果任何人能夠證明羥氯喹或伊維菌素對 COVID 確實有效，那麼所有那些疫苗公司都將無法獲得 EUA，整個計劃就會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了這場定向宣傳運動。」

[01:22:08]

十、瑞德西韋：被強制推廣的爭議藥物

「安東尼·福奇宣布了一種名為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藥物，被強制用於美國所有醫院，是唯一被指定的 COVID 治療藥物。」然而批評者查閱 FDA 網站後發現，瑞德西韋從未獲得 FDA 批准其安全性或有效性。

福奇博士引用的支持依據是一項針對埃博拉病毒的非洲研究。然而，實際研究數據顯示：瑞德西韋導致研究中**54%的患者死亡，最終被撤出試驗。吉利德科學公司（瑞德西韋製造商）另一項針對53名 COVID-19 患者的研究顯示，十天內23%**的患者出現嚴重不良事件，包括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徵、急性腎衰竭和膿毒性休克。

「美國是2020年1月至10月唯一一個用瑞德西韋治療所有 COVID 患者的國家，我們買下了所有瑞德西韋庫存。而哪個國家的死亡人數在全球最多？美國。」批評者稱這是「用瑞德西韋毒死了他們」。

[01:27:46]

十一、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爭議

批評者對 COVID-19 疫苗提出了多項嚴重質疑：

疫苗的有效性數據：審閱輝瑞、Moderna 和楊森三款疫苗的 EUA 文件後，批評者指出，以「絕對風險降低」而非「相對有效性」的標準來衡量，接種疫苗者與未接種者之間在 COVID 病例數量上並無統計顯著差異。楊森疫苗在兩週時有差異，但再過兩週後差異消失。

脂質奈米顆粒的體內擴散：Moderna 的脂質奈米顆粒流感疫苗的動物研究顯示，它擴散到了大腦、骨髓、肝臟、脾臟、心臟、腎臟、腸道——全身每個部位。「它不會停留在注射部位。」哈佛和布里格姆醫院一項針對接種 Moderna 疫苗護士的研究顯示，她們血液中可檢測到游離刺突蛋白，持續長達一個月。

心肌炎問題：美國出現約5000例青少年心肌炎病例，其中90%需要住院。批評者表示，「我們看到社會中心肌炎增加了約200倍。心臟細胞一旦受損就是永久性的——它不會被新的心臟細胞替代，而是被瘢痕組織取代。」研究數據顯示，健康兒童因疫苗導致心臟損傷的風險，約為病毒本身風險的六倍。

一位失去兒子的父親說：「我得到輝瑞疫苗，因為我認為這是為了保護他。他們已知疫苗會導致青少年心臟問題，這是2020年12月17日的研究就發現的事實。為什麼要等到今年10月1日才公布？如果我們早知道這件事，我的兒子今天還會在我身邊。」

生育問題：輝瑞的申請文件中明確指出，大鼠試驗出現**16%**的生育率下降。瑞典的同行評審研究確認存在從 RNA 到 DNA 的逆轉錄，可能整合進人類基因組，並涉及胚胎發育過程，可能導致流產或胚胎異常。「我們現在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流產率、自然流產和月經週期紊亂。」

VAERS 不良事件數據：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的數據顯示，今年的不良事件報告數量比過去10至30年的平均水準高出1700%。即使不計入漏報因素，VAERS 中的死亡報告已超過28,000例。

[01:32:05]

十二、審查、迫害與「醫療麥卡錫主義」

「每一個說出真相的人，都被無情迫害、被排斥、職業生涯被摧毀。有一股力量降下來，像一把大剪刀，直接切斷你的所有機會。」

一位外科醫生因在薩斯喀徹溫省輝瑞 COVID-19 疫苗向兒童推廣期間要求知情同意，而被解除了大學教職、質量改進主任及外科人文項目主任的職務。他指出，VAERS 當時已記錄超過6,000例死亡，心肌炎的信號「不容忽視」，而瑞典和德國疫苗機構明確建議，只有免疫功能嚴重受損的兒童才應接種。「COVID 的死亡風險是0.003%，低於年度流感的死亡風險。但我的同事們大多選擇沉默，隨波逐流。」

一個「可信新聞倡議」集結了 CBC、ABC、NBC、Facebook、Twitter、LinkedIn、路透社、BBC 等主要媒體，宣稱「我們只推廣疫苗，審查任何促進疫苗猶豫的言論，壓制 CDC 或 WHO 未提及的藥物資訊」。醫生因此失去執照，科學家無法發表論文，Facebook 甚至刪除了一個約兩千人的疫苗不良事件互助支援群——導致正處於危機中的人們失去聯繫。

「你還記得我們曾為中國人感到遺憾，因為他們的政府在控制他們的資訊獲取、網路、行動自由，強迫他們使用國內護照？記得嗎？醒醒吧——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00:56:37]

十三、全球生物安全的新秩序

WHO 正推動一項大流行防範協議，一旦簽署，將賦予 WHO 對全球生物安全的絕對控制權，包括實施數位身份、疫苗護照、強制疫苗接種、全球旅行限制和標準化醫療護理。此條約涵蓋190個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一旦宣布大流行，WHO 將全面接管全球健康管理，甚至有權決定哪些藥物和疫苗獲批使用。

與此同時，比爾·蓋茨宣布成立一個「大流行病菌團隊」，由3,000名疾病專家組成，在 WHO 監督下每年獲得約10億美元資助，將監測主權國家並決定何時暫停公民自由、強制佩戴口罩和關閉邊境。

在資本層面，大型投資基金（貝萊德、先鋒、道富等）已比國家更強大——「他們指揮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而不是反過來。」媒體公司、IT公司、製藥公司已在共同基金的控制下「橫向整合」，全球資訊傳遞趨於一致，形成了一個「實際上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門」的超級結構。

批評者呼籲：「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就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實。生物製劑、無人機、媒體操弄、宣傳控制與審查，都被整合起來以實現全球權力。我們需要覺醒。」

[01:54:44]

十四、結語：科學是否已被徹底破壞？

「沒有資料，就不是科學。」這是貫穿整場辯論最核心的一句話。

批評者的最終呼籲指向幾個共同方向：所有人——醫生、護士、FDA、醫院、部門主任——都應拒絕製藥公司的金錢和其他好處；功能增益研究應立即停止，至少要在有真正人類受益且無害的前提下才能繼續；製藥公司及所有對醫療不當行為負有責任的人，應像黑手黨法律那樣，追究到最高層的責任人；臨床醫生和專業學會應宣告，除非數據完全透明，否則不認可任何治療或疫苗。

「科學家不應該相信任何東西——科學家應該有一些證據，引導他們謹慎地得出某些結論，並能夠向其他科學家展示。任何願意理解所用證據的人，都應該能夠說：是的，這說得通，我同意。這是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我們一直使用的推理規則。」

這場辯論，無論你站在哪一邊，它所揭示的根本問題是：當科學的公信力、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以及媒體的自由度同時受到質疑，我們如何確保醫療決策真正以人的生命與健康為最高準則？這個問題，每一個人都值得認真思考。

 

十五、愛滋病危機的歷史教訓：相同劇本，再次上演

「那些在政府內外搞砸了愛滋病流行應對的許多相同的人，現在正在重蹈覆轍。」

批評者指出，COVID-19 的危機管理與愛滋病危機幾乎採用了一模一樣的策略，相隔近三十年：透過順從且服從的媒體控制敘事；審查對替代意見的批評；摧毀持不同科學觀點者的聲譽。 而站在這兩個危機核心的，是同一個人——安東尼·福奇博士。

在愛滋病危機期間，福奇博士摧毀了所有競爭性的愛滋病病因理論。任何在研究提案中提到尋找愛滋病替代原因的科學家，都被他撤銷資金。他系統性地、冷酷地鎮壓了異見。其中一個被忽視的療法是複方磺胺甲噁唑（Bactrim）——肺孢子菌肺炎（PCP）是愛滋病患者的頭號殺手，許多醫生正在使用這種廉價抗生素作為預防性治療。儘管有科學證據支持，福奇博士拒絕進行臨床試驗，最終在醫生和倡導者持續施壓幾年後才採納——而在那之前，已有數千名患者死亡。

在治療層面，福奇與 NIH 科學家團隊開始瘋狂研發疫苗，認為這是終結愛滋病疫情的唯一途徑。與此同時，製藥公司也在競相尋找治療方案，敏銳地察覺到其中巨大的商業潛力。

[01:07:13]

十六、AZT 的悲劇：利益驅動的「救命藥」

1987年，英國製藥公司 Burroughs Wellcome 宣稱，他們在試管中發現其失敗的癌症藥物 AZT 可以被重新利用來治療愛滋病。研究有限，長期副作用未知。然而，FDA 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以「收益超過風險」為由批准了這種藥物，創下審批速度紀錄。

「悲劇在於，那第一個劑量是隨機選擇的，高達1,800毫克——這種毒性極強的化學物質，足以殺死一匹馬。早期劑量讓人們像蒼蠅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死去。」

所有用於聲稱 AZT 有益的研究，無一例外均由 AZT 製造商 Burroughs Wellcome 資助和控制。這種昂貴的藥物讓公司創造了破紀錄的利潤，成為當時有史以來最昂貴的藥物。而人們走投無路，願意不惜一切奪回自己的生命。

儘管眾多醫生對藥物毒性表示擔憂，有人甚至說它完全在做與宣稱相反的事——縮短患者的壽命，福奇和其他衛生官員仍拒絕接受這些聲音。1989年，福奇開始推廣 AZT 不僅用於病情危重的愛滋病患者，還用於任何HIV陽性的人，包括無症狀者、醫院工作人員、孕婦，甚至兒童。

「正統派在後來的歲月中承認 AZT 殺死了很多人。我聽到的估計是高達30萬人，主要是被 AZT 單一療法殺死的同性戀男性。」

Burroughs Wellcome 還與羅賓·韋斯教授共同開發了最早的愛滋病抗體測試，這讓他們打開了一扇門——向所有在其測試中呈陽性的人銷售藥物。

[01:08:22]

十七、CDC 內部舉報者：被掩蓋的自閉症數據

在一段流出的音頻中，一位 CDC 高級科學家描述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他們被指示銷毀數據。「現在當我見到有自閉症孩子的家庭，我感到非常羞愧，因為我是這個問題的一部分。CDC 已讓研究落後了十年。」

這位科學家的名字是威廉·湯普森博士（Dr. William Thompson），他是 CDC 國家出生缺陷和發育障礙中心的高級流行病學家之一。2013年，他主動聯繫了研究人員布萊恩·胡克，準備全盤托出 CDC 在多起欺詐事件中的所作所為。

2014年8月27日，湯普森博士公開承認：「我和我的共同作者在2004年發表於《兒科學》期刊的文章中，遺漏了具有統計意義的信息。被遺漏的數據顯示，在36個月前接種麻疹-腮腺炎-風疹（MMR）疫苗的非裔美國男孩，患自閉症的風險有所增加。」

不僅如此，批評者還提到了辛普森伍德備忘錄（Simpsonwood memo）——那是一次 CDC 與疫苗行業代表之間秘密會議的文字記錄。會議審查了 CDC 委託進行的 Verstratten 研究，該研究涵蓋美國疫苗安全數據庫中的十萬名兒童。

「他們花了前兩個小時談論的是：自閉症與硫柳汞（Thimerosal）之間聯繫的不可否認性，以及進一步操縱數據以消除這些信號的不可能性。會議的剩餘時間，他們則在討論：我們如何向媒體、向公眾隱瞞這一切？」

研究發現的關聯不僅限於自閉症，還包括一系列神經系統障礙：語言遲緩、學習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以及其他與疫苗注射相關的問題。批評者指出，當他們童年時只接受三針疫苗，而他們的孩子從1989年開始就接種了22針——「那是硫柳汞一代，那是疫苗一代，也是這個國家歷史上最病弱的一代。」

[00:51:14]

十八、1986年《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讓疫苗暴利成為可能

1986年，美國國會在收受了疫苗行業和製藥行業數百萬美元政治獻金後，通過了一項法律：讓任何美國人起訴疫苗公司成為非法。

無論疫苗多危險、無論患者病得多重、無論公司多粗心或疏忽，你都不能起訴他們。「這讓行業更加膽大妄為，也讓監管機構更加肆無忌憚。這突然之間讓疫苗變得極其有利可圖。」

這項法律還將司法部（DOJ）轉變成了疫苗行業的律師，而非美國人民的律師。「DOJ 沒有興趣調查這些醜聞，因為他們為這個行業工作，他們代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對抗遭受傷害的美國人，他們是 CDC 對抗疫苗傷害受害者的律師。」

這一制度性安排，實際上切斷了受疫苗傷害者尋求法律救濟的最後途徑，同時也消除了製藥公司確保疫苗安全的最強大外部動機之一。

[00:55:28]

十九、HPV 疫苗與政治利益的糾纏

「這是關於生命的問題，還是關於一家製藥公司數百萬甚至數十億美元的問題？」

德克薩斯州州長里克·佩里（Rick Perry）曾通過行政命令，使德克薩斯州成為第一個強制要求六年級女生接種 HPV 疫苗的州。然而，整件事的背後充滿爭議：製造這種疫苗的大型製藥公司因這項強制令賺取了數百萬美元；該州長的前幕僚長正是這家製藥公司的首席遊說人；藥企還向州長捐獻了數千美元的政治獻金。「這就是明顯的錯誤。」

從科學角度，批評者也對 HPV 疫苗提出質疑：「這不是針對大流行病的疫苗，也不是針對會殺死你的兒童疾病的疫苗。這是針對一種在90%的情況下對任何人都完全無害的病毒的疫苗。」

抗原性研究顯示，抗體平均持續不到五年，而且覆蓋的多個病毒株中，到五年時只剩一種仍然存在。「如果建議是終生補種，但如果你已經接觸過病毒再接種，可能反而會增強病毒活性，那麼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可能造成更多子宮頸癌而非預防的疫苗。」

[00:49:36]

二十、癌症治療中的化療經濟學

「如果你曾想過，為什麼一個臨終的癌症患者幾乎直到死亡那一刻都在接受大量化療，那是因為那裡存在持續對無論如何都無法從中受益的癌症患者施打化療的經濟激勵。」

批評者描述了一個震驚他們的現象：每一次他們試圖招募主流腫瘤科醫生時，對方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的化療獎金結構是什麼？」**起初他們不理解這個問題，直到對方解釋：「我們的薪酬是基於我們開具了多少化療。那是我們的利潤中心。如果沒有強大的化療報銷激勵，我們會找一個能給我們更好化療獎金的癌症中心。」

這種以化療處方量決定醫生收入的結構，從根本上扭曲了醫療決策的倫理基礎。當「多開化療」等同於「多賺錢」，患者是否真的能在這個系統中獲得以其最佳利益為出發點的治療建議，就成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

批評者還指出，現代美國醫學每年造成40萬至70萬人死亡。以較保守的數字計算，傳統醫療在過去二十年間已造成八百萬名本國公民死亡，每年的醫療相關傷害更數以百萬計。「我估計，處方藥是繼心臟病和癌症之後的第三大死亡原因，每年在美國單獨造成二十萬名患者死亡。其中一半患者正確使用了藥物，卻死於副作用。」

[00:30:50]

二十一、「心理製藥複合體」：西方世界的精神病院化

「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整個西方世界，已被我所說的『心理製藥複合體』所接管。它從製造精神科藥物的數十億美元產業開始，改造了醫學協會、精神病學協會、醫學院、住院醫師系統、保險系統、退伍軍人事務部、軍隊。到處都是——推藥，推更多的藥。他們的議程並不複雜，就是行銷。他們想向越來越多的人行銷，而不在乎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了一個腦部受損、順從的社會。」

在丹麥，每位丹麥人一生中平均接受1.5種藥物治療，每八位公民中就有一人每天至少服用五種藥物。「我們實際上根本不知道同時服用五種藥物會發生什麼。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同時服用的藥物越多，出現嚴重問題的風險就越大。」

「我不再認為精神科藥物在做的益處多於危害，我們正在永久性地損害數百萬人的大腦。精神病學不是一門科學，因為它從根本上就錯誤地認為傷害大腦會有益於心智或精神。這根本不可能奏效。」

另一位批評者更直接地說：「精神病學從根本上是超人類主義——它根本不尊重或珍視一個孩子或人類的存在，認為他們擁有固有的價值或尊嚴。相反，只要你有足夠的權力，你就可以挑選任意數量的人，透過疫苗或對小孩子的腦葉切除，將他們改造成另一種東西。」

[01:37:59]

二十二、學術自由的神話：被金錢俘虜的象牙塔

「即使在美國，學術自由的神話也只是一個神話。」

「我想讓你知道，你們國家的學術人員很容易被政客和有大量金錢的人所左右。如果我談論這些事情，我就拿不到研究資助。」

這道制度性困境的邏輯非常清晰：研究資助的主要來源是政府，但政府傾向於決定「方向性主題」，通常是國際協議的產物。「如果你的研究符合這些主題之一，你可能會獲得資助；如果不符合，你實際上會因饑餓而出局，因為唯一的其他資金來源是大型私人機構。」

在英國，最大的研究資金來源是「醫學研究委員會」（基本上是公共資金），其次是「惠康信託」（Wellcome Trust）——一個龐大的捐贈基金，用於推動符合其管理層利益的研究。「學術界的『意見領袖』（KOL）實際上只是用他們的教授頭銜和大學聲譽，為製藥產品背書。那個關鍵意見領袖的大學隸屬關係，以信心而言，值得巨額金錢。」

連醫學頂尖期刊也難逃這一命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主編馬西亞·安吉爾和《柳叶刀》編輯理查德·霍頓都曾明確表示：在期刊上發表、經過同行評審的研究「不可信，很可能是假的」。

[00:22:05]

二十三、反叛的代價：去平台化與職業終結

在今天這個時代，勇敢地說出不同的聲音，代價可能是毀滅性的。一位受訪者描述：「它從我向埃文斯頓市議會提交演講後的死亡威脅開始。網路戰士，他們是真實的嗎？是偏執狂嗎？難說。你需要採取預防措施。你可能不只是失去建立系統和謀生的能力——你可能失去大學教職，失去醫院特權。」

在領英（LinkedIn）上，一位受訪者因發帖指出「湯姆森路透董事會主席同時坐在輝瑞董事會上」並問道「你認為這看起來像利益衝突嗎？」而被去平台化。「這就是『思想罪』。」

「羅伯特·F·肯尼迪二世曾在全美大學的演講中賺取數百萬美元，談論環境和環保事業。一旦他公開反對疫苗卡特爾，這一切在一夜之間全部停止。」

那位在薩斯喀徹溫省要求疫苗知情同意的外科醫生，在一次 WebEx 會議後被剝奪了所有職位。「我的罪行是要求父母和孩子在推廣疫苗時獲得知情同意——告訴患者這項干預的風險和益處是什麼，以及是否有替代方案。這難道不是我們作為醫生的基本義務嗎？」

批評者以強烈的語氣說：「這不OK。審查不OK。對有症狀者的操縱不OK。這是一場我所見過的醫學麥卡錫主義橫掃這片土地。」

[00:58:54]

二十四、《生物武器公約》與憲法的違背

批評者從法律角度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框架。美國已簽署並批准的《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Treaty）明確規定，任何對人類無益的細菌劑（在此案例中是病毒）都是對公約的違反。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條約是「最高法律」。

「簽署和批准《生物武器公約》、簽署和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美國參與1947年紐倫堡審判以建立《紐倫堡法典》、美國對研究患者承諾的《赫爾辛基宣言》、美國醫學協會的知情同意道德準則……如果任何宣誓維護和捍衛美國憲法的人，卻忽視這些條約、資助對這些條約的違反、拒絕讓患者獲得知情同意，那麼他們就違反了美國憲法。如果他們宣誓維護和捍衛憲法，那麼他們就犯了叛國罪。」

關於 RNA 技術的雙重性，批評者指出：「RNA 技術讓人們可以根據遺傳信息快速製造定制疫苗。如果你想開發一種新的武器化失能劑，那麼為打算戰略性部署它的人製造保護性疫苗就非常容易了。理論上，甚至可以工程化針對特定族裔群體的病原體。這是新的現實，我們必須清醒地面對這一點。」

[01:58:08]

二十五、改變的路徑：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場辯論的最終走向，是一場對現狀的系統性批判，以及對改革的強烈呼籲：

在資金層面：所有人——醫生、護士、FDA、醫院、部門主任，每一個人——都應拒絕製藥公司的金錢和其他形式的恩惠。「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說不要錢。每個人都應該拒絕行業資金。」

在法律責任層面：就像美國通過立法打擊黑手黨，讓頂層責任人也受到追究一樣——「為什麼不對製藥行業做同樣的事？每一個對醫療不當行為負有責任、傷害了患者的人，無論他們在哪裡，都應該被追究，都應該入獄，因為這可能讓他們在犯下最嚴重的罪行之前三思而行。」

在研究獨立性層面：需要將臨床試驗從製藥行業手中奪走，由政府和大學負責。臨床醫生和專業學會應宣告，除非有完全的數據透明度，否則不認可任何治療或疫苗。「沒有數據，就不是科學。」

在公共衛生政策層面：政府官員應從每個角度、用盡一切手段對抗疾病——從疫苗研發和個人防護設備，到治療方案、維生素、健康習慣和藥物重新定向使用，什麼都應嘗試，沒有什麼應被妖魔化，一切都應被研究。

在全球治理層面：「功能增益研究必須停止，至少在可以在某種控制下、真正為人類提供利益而無害的前提下才能繼續。二十年來的功能增益研究，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增加這種病毒的感染性上，其後果在全世界已非常清晰。」

[01:51:49]

 

二十六、《食品法典》與全球食品安全的幕後操控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是國際食品法典，基本上是 FDA 得以參與制定食品管控方式、食品貿易管理以及消費者保護政策的論壇。多年來參加食品法典委員會會議讓我深刻意識到：FDA 是政策的主要控制者之一。」

批評者指出，典型的食品法典代表「似乎是那些具有其他議程者的不知情工具」，這些議程包括：向我們強推基改（GMO）作物、讓三聚氰胺污染食品、讓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污染肉類，更不用說氟化物和我們環境中其他積累在人體內的毒素。「食品法典本應保護我們，但實際上他們在做的，是讓大量行業毒素免費通過。」

關於草甘膦（Glyphosate，除草劑「農達」的活性成分），批評者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草甘膦在1964年申請專利時，並非作為除草劑，而是作為廣譜螯合劑——它會抱住許多必需的礦物質，阻止植物獲取養分；同時破壞土壤中通常為植物提供養分的有益微生物，並促進土壤中的致病微生物大量繁殖。結果是：植物變弱、疾病增強，疾病完成殺滅。

美國的牲畜主要食用「農達耐受」（Roundup-ready）作物——大豆、玉米、棉籽、油菜粕、甜菜渣和苜蓿。而人類吃植物、吃動物、喝動物的奶。「這現在成為了一場完美風暴，不只是植物疾病，而是動物和人類疾病的完美風暴。」

[00:20:04]

二十七、孟山都（Monsanto）：謊言的連環製造者

「孟山都是那家告訴我們多氯聯苯（PCBs）是安全的公司。他們因在工廠旁邊的城鎮中毒害居民而被定罪，被罰款7億美元。他們告訴我們橙劑（Agent Orange）是安全的。他們告訴我們 DDT 是安全的。現在他們負責告訴我們他們自己的基因改造食品是否安全——因為 FDA 不要求任何一項安全研究，把這一切都留給孟山都自行判斷。」

研究者展示了一項歷時兩年的大鼠實驗：這些大鼠在整個生命週期中持續食用基改玉米，牠們身上出現了巨大的腫瘤。94%的腫瘤出現在乳腺（相當於女性的乳腺癌），雄性大鼠則出現腎臟腫瘤，部分雄性大鼠也出現乳腺腫瘤。

更具突破性意義的發現是：研究首次指出，轉基因過程本身——僅僅是干預植物的基因組以改造它——就可能殺死這些大鼠，而不只是添加的農藥。「這就意味著，僅僅透過干預植物基因組來修改它，我們就面臨了沒有人能預料到的後果。這足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導致基改作物誕生的所有科學前提。」

研究者花了超過一年時間試圖取得基改玉米，因為沒有任何基改作物製造商願意提供——因為孟山都要求簽署合約，規定種子不得用於測試。「我們希望我們的研究是獨立的。」

「在歐洲、亞洲和南美洲，關於科學的對話，以及對不受企業影響污染的獨立同行評審科學之重要性的理解，要複雜得多。而在作為自由市場體系和民主基石的美國，我們的權利正在被企業影響所腐蝕。」

[00:12:33]

二十八、科赫蘭（Cochrane）的淪陷：最後防線的失守

科赫蘭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被視為全球循證醫學最重要的獨立審查機構之一，向來被認為是確保醫學研究可靠性的最後防線。然而，批評者指出，即便是這個機構，也未能倖免於製藥行業的滲透。

加爾科·高沙（Dr. Gøtzsche）的案例，成為這種腐化的縮影。他批評了科赫蘭針對 Gardasil（HPV 疫苗）所做的一項薈萃分析（meta-analysis），認為存在嚴重問題。結果，他最終不僅被驅逐出科赫蘭，還失去了在哥本哈根大學的教授職位。

「他在腐化醫學問題上沒有絲毫妥協，我認為他將自己作為醫生的道德責任視為最高使命，絕不會在這一點上做出任何讓步。他親眼目睹了製藥行業在腐化醫學方面究竟在做什麼，以及這種腐化現在如何蔓延到本應保證循證醫學可靠性的機構——也就是科赫蘭本身。」

當一個本應獨立評估醫學證據的組織，開始因成員批評有問題的研究而驅逐他們，那麼所謂「循證醫學」的整個基礎，就值得深刻質疑了。

[00:47:48]

二十九、被銷毀的 Facebook 支援群體：危機中的孤立

「他們找到我們，迅速地將我們拆散。他們清除了那些群組中的每一個人，我們與許多正處於危機中的人失去了聯繫。」

在 COVID-19 疫苗推出後，出現了多個 Facebook 群組，由疫苗接種後出現不良事件的人們組成，相互提供支持、分享資訊、互相安慰。這些群組中的成員達到數千人，其中有些人在遭受嚴重不良反應後尋求情感支持，有些人甚至處於自殺危機的邊緣。

「有大約兩千人在你的各種 Facebook 群組中，他們用這個群組來相互安慰、提供輔導。在你的案例中，你在為有自殺傾向的人提供輔導。請描述一下 Facebook 對你們的支援群組做了什麼。」

答案是：這些群組被直接刪除，沒有任何預警或通知。群組成員的聯繫瞬間斷裂，許多正在經歷危機的人失去了唯一的支持網絡。

這一事件揭示了言論審查在公共衛生危機中的殘酷代價：當人們在生死邊緣掙扎，卻因為他們的討論不符合官方敘事，而被剝奪了互相支持的空間。NIH、CDC 和 FDA 都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主流媒體也被邀請報導，但選擇缺席。

[01:01:37]

三十、全球資本的「無形之手」：誰在真正掌控世界？

「已發生的事情是，資本不再受制於民族國家的約束。這些資金集團獨立於各國之外，比各國更強大。他們告訴美國財政部該做什麼，他們告訴美聯準該做什麼，而不是反過來。」

批評者描繪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全球權力地圖：貝萊德（BlackRock）、先鋒集團（Vanguard）、道富銀行（State Street）等大型投資基金，完全脫離民族國家的束縛，沒有道德核心，唯一的目的是投資回報。「這是核心問題所在。」

這些投資巨頭彼此交叉持股，而所有在全球傳播統一信息的公司——媒體公司、IT公司、製藥公司——都在這個「橫向整合」的矩陣中，實際上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門」。

「我們看到的是金融、資金和全球權力整合的後果。媒體公司、IT公司、製藥公司的資訊在全球範圍內的協調統一……這表明，技術審查的利益、製藥的利益、大型媒體的利益，以及各國政府，都在全球範圍內協調其資訊傳遞。我走了很多地方，我看到相同的劇本在每個大陸上演。」

這種權力結構的最終邏輯是：當資本可以凌駕於國家主權之上，當製藥利益可以塑造科學共識，當媒體集團可以決定哪些聲音被聽到——那麼我們所稱的「民主」和「自由」，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內容？

[01:56:31]

三十一、數位監控與「生物晶片」：未來的想象與憂慮

在批評者的擔憂清單中，有一個指向未來的議題引發了最深刻的哲學思考。

「它基本上是一個生物晶片，存在於藥片中。一旦你服用了藥片，它在你的胃中溶解，就會發出你已服藥的信號。想象一下這種應用的可能性：讓保險公司知道患者應該服用的藥物，他們確實服用了。」

這種藥物依從性監控技術，結合疫苗護照、數位身份認證和 WHO 的全球大流行防範協議，共同勾勒出一幅批評者深感憂慮的未來圖景：在生物安全的名義下，個人身體自主性、醫療決策自由和隱私權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壓縮。

「訪問這些快速響應疫苗開發技術，正在被用於地緣政治利益。這是行使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新載體。這是所有這一切背後的現實，我們需要覺醒。」

批評者強調，RNA 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快速製造針對任何病原體的疫苗，但同樣的技術也可以用於製造武器化的失能劑，並為計劃部署這種武器的人提供保護性疫苗。「理論上，甚至可以工程化出能選擇性攻擊不同族裔群體的病原體。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新現實。」

[03:59:32]

三十二、VAERS 系統的失靈：沉默的不良事件

「作為一名醫生，我曾試圖撥打各種報告系統，得到的是一個錄音，告訴我要打另一個電話號碼。當我打那個號碼時，又是一個錄音，沒有任何留言的地方。我的同事嘗試在電腦系統中輸入報告，系統一直返回錯誤。」

批評者指出，如果有人在接種麻疹-腮腺炎-風疹（MMR）疫苗後出現不良事件，有一個代碼可以輸入電腦系統進行追蹤。白喉-破傷風疫苗同樣如此。然而，對於任何 SARS-CoV-2 疫苗的不良事件，根本沒有對應的電腦程序術語（CPT）代碼可以輸入。

「這些東西叫做電腦化程序術語（CPT codes）。對於這些 COVID-19 疫苗的任何不良事件，根本沒有 CPT 代碼可以輸入電腦系統。」

這意味著，即使醫生想要正式記錄和報告疫苗不良事件，現有的醫療IT系統也沒有為此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這是一個系統性的設計缺陷，還是一個刻意的疏漏？批評者傾向於後者。

在已提交的 VAERS 報告中，今年的不良事件報告數量比過去10至30年的平均水準高出1,700%；死亡報告的增幅更達數千個百分點。即便不計入被估計為至少5至6倍的漏報因素，VAERS 數據庫中包含外國數據集的死亡報告已超過28,000例。

「如果你用我計算的漏報因素，哪怕只取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你仍然得到一個極其龐大的數字——這些人死在一個他們可能根本不需要的產品的背景下，或者他們出於善意服用這個產品，因為有人告訴他們這樣可以保護社區、拯救自己。」

[03:50:09]

三十三、兒童接種的倫理紅線

「當你讓 FDA 會議上的人發表聲明說，我們需要給孩子們接種疫苗，但我們只有接種後才能知道對他們有什麼影響——那就是一個研究項目的實驗階段。」

批評者援引了一個嚴峻的統計數字：美國約有400名兒童「伴隨 COVID 死亡」，但批評者強調，這不等同於「死於 COVID」，且每一個案例都有重大的預先存在的醫療狀況。對於沒有重度肥胖、囊性纖維化或其他重大疾病的健康正常兒童，「他們因此住院或死亡的機會是零。但他們因疫苗導致心臟損傷的機會，大約是病毒本身風險的六倍。」

一位失去兒子的父親的證詞令人動容：「我獨自撫養我的兒子長大，從他還是嬰兒時就是我一個人。他對我意味著一切。我們接種了輝瑞疫苗，因為我認為這是保護他的正確選擇。他們說風險值得承擔，但對我來說，這一點都不值得。我現在是以我兒子的名義站在這裡——如果我能保護一兩個孩子，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們知道在發生什麼。我認為那是謀殺，因為2020年12月17日他們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就知道這會導致青少年心臟問題，為什麼要等到今年10月1日才公布？如果我們早知道，我的兒子今天還會在我身邊。」

批評者引用了《紐倫堡法典》（1947年）的精神，指出這份為了防止人體實驗悲劇重演而制定的國際準則，似乎正在被系統性地繞過：「我以為自1947年以來我們已經正式……儘管塔斯基吉試驗和其他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清楚表明，我們的領導者在對老人、警察、急救人員、醫生護士、普通大眾進行實驗方面沒有問題，而現在顯然對我們的孩子進行實驗也沒有問題。」

[03:39:34]

三十四、COVID 與愛滋病的深層平行

「許多在政府內外搞砸了愛滋病流行應對的相同的人，現在正在重蹈覆轍——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近三十年後使用了幾乎相同的策略：透過順從且服從的媒體控制敘事，審查對替代意見的批評，摧毀持不同科學觀點者的聲譽。」

在愛滋病危機期間，媒體妖魔化了同性戀男性，將他們視為疫情的罪魁禍首。如今，媒體妖魔化未接種疫苗者，將他們視為病毒無法消失的根本原因。

「就像福奇在愛滋病危機期間阻止廉價療法被討論、研究和處方一樣，今天完全相同的事情正在發生。現實是，我們的政府官員應該從每個角度、用盡一切手段來應對這種病毒——從疫苗研發到治療方案，什麼都應嘗試，什麼都不應妖魔化，什麼都應研究。但就像愛滋病危機期間一樣，這似乎並沒有發生。」

2020年11月19日的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作為主要證人的醫生描述了治療資訊被近乎完全封鎖的情況：「患者實際上認為病毒是無法治療的。他們去確診，被告知『你是 COVID 陽性，回家吧』。有任何治療方案嗎？沒有。有任何可以打的熱線嗎？沒有。完全沒有。一切的焦點都在疫苗上。那些現在生病的人在哪裡？關於他們的焦點在哪裡？」

[01:19:34]

三十五、真相的代價與公民的責任

縱覽這整場辯論，從制度腐敗到個人悲劇，從歷史教訓到未來威脅，有幾個貫穿始終的核心訊息：

問責的缺失：製藥公司高管在其欺詐性藥物造成大量死亡後，通常只需繳付罰款便可繼續運營。「他們每天在華盛頓特區花費600萬美元遊說。製藥行業是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在一個應有制衡機制的民主體系中，這種系統性的問責缺失，是整個危機的根源之一。

沉默的多數：「遺憾的是，我的大多數同事都在隨波逐流，他們只是閉上了嘴巴，他們已被噤聲。」那些選擇沉默的醫生和科學家，或許是出於對職業生涯的顧慮，或許是出於對系統的信任——但他們的沉默，客觀上成為了問題的一部分。

公民的覺醒：批評者一再呼籲的，不只是制度改革，更是每個普通人的意識覺醒。「當我們失去了對科學、媒體、政府和醫療體系的信任，我們需要問：誰在為我們的利益發聲？誰在保護我們？」

知情同意的神聖性：無論任何醫療干預，無論面對何種緊急情況，患者都有權知道風險、收益和替代方案。這不是「反疫苗」，也不是「陰謀論」，這是現代醫學倫理的基本原則，也是《紐倫堡法典》以數百萬人的生命代價換來的教訓。

[02:07:07]

 

三十六、兩種世界觀的根本衝突

縱觀整場辯論，其核心並非只是幾種藥物是否有效，或某幾位官員是否腐敗。這場辯論的底層，是兩種截然對立的世界觀之間的根本衝突。

第一種世界觀認為：現有的醫學科學體系儘管不完美，但整體上仍以公共健康為最高目標。監管機構雖有缺陷，但其設計初衷和主要功能仍是保護公眾。科學共識雖然可能滯後，但終究會透過自我修正機制趨近真理。疫苗在整體上利大於弊，現代醫學救治了遠比其傷害更多的生命。

第二種世界觀認為：整個醫療科學體系已被製藥資本系統性地俘獲，監管機構實際上服務於被監管的產業，科學共識本身已成為利益集團的宣傳工具，個別藥物或疫苗的危害遠超公眾所知，而媒體和科技平台則充當了這場欺騙的執行者。

這兩種世界觀之間的鴻溝，無法僅靠更多數據來填平。因為在第二種世界觀的邏輯下，任何來自官方機構的數據都可能是被操縱的——這形成了一個近乎不可打破的認識論困境。

然而，這場辯論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迫使我們思考：我們的知識體系究竟依賴於什麼樣的信任基礎？這些基礎是否足夠穩固？當信任崩潰時，我們還剩下什麼？

[01:47]

三十七、制度性利益衝突的結構性分析

要理解這場辯論，必須先理解貫穿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結構性利益衝突（Structural Conflict of Interest）。

批評者所指控的，並非大多數醫生、科學家或官員是「壞人」。他們的論點更具結構性：當整個系統的激勵機制設計錯誤，即便是善意的人也會做出傷害患者的決定。

具體而言：

當腫瘤科醫生的薪資與化療處方量掛鉤，即便他們真誠地希望幫助患者，系統也會引導他們過度開具化療。

當FDA的預算有45%來自製藥公司，即便個別審查員想要嚴格把關，整個機構的文化和優先順序也會向行業傾斜。

當大學教授的研究能否獲得資助，取決於其研究方向是否符合 NIH 的偏好，即便教授本人誠實正直，他們也會在選擇研究題目時自我審查。

當媒體機構的廣告收入大量依賴製藥廣告，即便個別記者想要報導批評藥企的新聞，編輯層面也會產生壓力。

這種結構性問題的根本解決，不能依靠呼籲個別人員「更有道德」，而需要系統性的制度設計改革——包括資金獨立、利益迴避、透明披露和真正的外部問責機制。

[07:30]

三十八、媒體生態的深層問題

「媒體在整個過程中絕對助長了錯誤資訊——關於伊維菌素的錯誤資訊、關於醫生在說什麼的錯誤資訊、關於疫苗危險性的錯誤資訊，因為新聞台前的那個人沒有告訴公眾真相。」

批評者描繪的媒體生態圖景令人警醒：主要媒體機構在廣告收入上高度依賴製藥公司；媒體集團和製藥公司同屬大型投資基金的投資組合；媒體高管與製藥公司董事會之間存在人員交疊。在這種結構下，「可信新聞倡議」不過是將這種隱性的利益一致性，正式化為一項明確的宣傳協議。

「如果整個敘事就是『接種疫苗，每個人都去接種，這就是我們回歸正常的方式』，而你在新聞電訊上看到的也是如此，我們都在報導這個——你為什麼要質疑它？你不會質疑任何東西。」

這種媒體生態對公共辯論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決定了哪些聲音被聽到，更決定了哪些問題被提出、哪些數據被呈現、哪些質疑被允許存在。當媒體放棄了「要求當權者解釋」的功能，轉而成為官方敘事的放大器，公眾就失去了進行知情判斷所需的最基本資訊來源。

批評者特別提到，在一些關鍵的聽證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流媒體確實出現了——但並非為了報導患者的證詞或醫生的質疑，而是「為了攻擊我，以『反疫苗者』的標題描述我，這個標題從根本上具有危險性。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

[01:03:36]

三十九、被忽略的關鍵問題：有哪些研究沒有被進行？

批評者提出了一個同樣重要卻常被忽視的問題：除了那些被批評的有問題研究，更大的傷害可能來自那些從未被進行的研究。

NIAID 本應負責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尋找在福奇任期內開始爆發的所有慢性疾病的根源。然而，這些研究幾乎不存在：

「你看不到 NIAID 發表的研究說明：農藥（如草甘膦）如何影響公共健康？你看不到那種研究。」這意味著，某些可能影響數百萬人健康的環境因素——農業化學品、食品添加劑、環境毒素——在最有能力研究它們的機構，找不到研究資金和政治意願。

此外，「72劑現在被強制要求給美國兒童接種的疫苗中，沒有一個曾經進行過上市前臨床試驗，在這些試驗中比較安慰劑組與接種組的健康結果。」這意味著我們對現行兒童疫苗計劃的整體健康影響，缺乏最基本的對照研究基礎。

批評者還指出，關於草甘膦對人類腸道微生物組的影響、轉基因食品的長期健康效應、以及多種藥物聯合使用的交互作用，都存在巨大的研究空白。這些空白並非偶然，而是資金流向和政治意願的直接結果。

[10:03]

四十、個人在這場危機中能做什麼？

面對如此龐大且複雜的系統性問題，個人似乎顯得渺小無力。然而，批評者們一致認為，改變必須從個體的覺醒開始。以下是從這場辯論中提煉出的幾個具體行動方向：

一、培養批判性思維，學會「追蹤金錢」 任何醫學建議背後都有資金流向。在評估任何研究、建議或政策時，首先要問：誰資助了這項研究？誰在財務上從這項建議中受益？資助方是否與研究結果有利益關聯？「就像政治醜聞一樣，跟蹤金錢線索，弄清楚誰在從中獲益。」

二、主動要求知情同意 在接受任何醫療干預之前，有權利詢問：這種干預的已知風險是什麼？已知收益是什麼？有哪些替代方案？短期和長期研究的數據來源是什麼？知情同意不是對醫生的不信任，而是對自身健康主權的負責任行使。

三、尋求多元資訊來源 不要將任何單一媒體機構、官方機構或「專家共識」視為唯一真理。主動尋找持不同觀點的合格專業人員的意見，特別是那些沒有明顯商業利益的獨立研究者和臨床醫生。

四、支持真正的獨立研究 關注並支持那些不接受製藥行業資金的獨立研究機構，以及致力於科學透明度和數據共享的組織。「沒有數據，就不是科學。」要求數據公開透明，是每個公民作為科學受益者的基本權利。

五、打破沉默，推動公開討論 「公開談論消化問題」讓 Kari 獲得了支持；打破職業沉默讓威廉·湯普森博士得以卸下良心重擔。在這場更大的辯論中，沉默是問題的幫兇。以負責任的方式分享資訊，推動更廣泛的公共討論，是每個知情公民的社會責任。

六、支持問責機制的建立 推動立法要求製藥公司高管為其藥物造成的傷害承擔個人責任，支持恢復消費者對疫苗製造商的訴訟權利，要求監管機構完全財務獨立於被監管的行業。「每一個對醫療不當行為負有責任的人，無論他們在哪裡，都應該被追究，都應該入獄，因為這可能讓他們在犯下最嚴重的罪行之前三思而行。」

[01:20:11]

四十一、跨越爭議的共識：無論你站在哪一邊

儘管這場辯論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有幾個更根本的原則，是任何理性的觀察者都難以否認的：

透明度永遠是善意的：無論研究結果如何，數據的完全公開透明只會增強科學的可信度，而非削弱它。要求公開輝瑞臨床試驗文件75年的做法，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不符合科學精神。

利益衝突必須被揭露和管理：當監管者、科學家、醫生或媒體人與其評估的產品存在財務利益關係，這種利益衝突必須被完全披露，理想情況下應被制度性地排除。這是普世公認的倫理原則。

異見必須被允許存在：科學的進步依賴於質疑和挑戰，而非對共識的盲從。對持不同意見的醫生和科學家進行職業迫害，無論其觀點最終被證明是對是錯，都是對科學精神和言論自由的根本背叛。

知情同意是不可剝奪的：任何醫療干預，無論其被認為多麼有益，都必須建立在患者充分知情的自願同意之上。這是現代醫學倫理最核心的原則，任何緊急情況都不構成廢除這一原則的充分理由。

問責不能缺位：當藥物傷害或殺死患者，當研究數據被篡改或隱藏，當公共衛生決策造成大規模傷亡，必須有具體的個人和機構為此承擔責任，而不僅僅是繳付罰款了事。

[00:32:49]

四十二、歷史將如何審判這個時代？

「有一個時刻，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追究那些從一開始就造成了這場混亂和破壞的人的責任，並阻止其再次發生。」

歷史上，許多在當時被視為「科學共識」的事物，後來被證明是嚴重錯誤的——從放血療法到反式脂肪，從香菸廣告到沙利度邁（Thalidomide）。每一次，都有「共識」，都有「專家」，都有受利益驅動的力量阻止質疑聲音的傳播。每一次，最終付出代價的都是普通患者。

「而在最後，歷史會問的不是：你有沒有跟隨共識？歷史會問的是：你有沒有說出真相？你有沒有保護你的患者？你有沒有在你最重要的時刻，保持了你作為醫生、科學家或公民的誠信？」

未來的歷史學家，將以怎樣的眼光審視這個時代？審視那些發聲者，也審視那些沉默者；審視那些被壓制的聲音，也審視那些壓制這些聲音的力量？我們今天的選擇，無論是說話還是沉默，無論是追隨還是質疑，都將成為這個答案的一部分。

[02:01:11]

四十三、關鍵術語詞彙表

為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場辯論中的專業術語，以下提供主要概念的簡要說明：

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透過實驗手段增強病原體（如病毒）的某些特性，如傳染性、毒力或宿主範圍。批評者認為這類研究具有生物武器風險，爭議核心是：武漢實驗室的相關研究是否符合此定義，以及美國 NIH 是否資助了此類研究。

緊急使用授權（EUA，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允許在緊急情況下，在完成完整臨床試驗之前使用未經正式批准的醫療產品。批評者指出，根據美國聯邦法律，EUA 的授予前提是不存在其他已批准的有效治療方案。

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VAERS）：美國用於收集疑似疫苗不良反應報告的被動監測系統。批評者強調其數據存在嚴重漏報問題，且當局未足夠重視其中的信號。

脂質奈米顆粒（LNP，Lipid Nanoparticles）：mRNA 疫苗中用於包裹和遞送 mRNA 的脂質載體。批評者援引的研究指出，LNP 及其攜帶的 mRNA 不僅停留在注射部位，而是擴散到全身多個器官。

絕對風險降低（ARR，Absolute Risk Reduction）vs 相對風險降低（RRR，Relative Risk Reduction）：疫苗效力的不同表達方式。批評者認為，製藥公司傾向使用讓數字看起來更大的相對風險降低，而真正反映個人獲益的絕對風險降低數字往往小得多。

硫柳汞（Thimerosal）：一種含汞的防腐劑，曾用於多種疫苗中。批評者援引的被隱藏的 CDC 數據指出，其與兒童自閉症風險之間可能存在關聯。

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機構，負責制定食品安全國際標準。批評者指控其被大型農業和製藥企業所影響，未能有效保護消費者。

朊病毒疾病（Prion Disease）：由異常蛋白質折疊引起的神經退化性疾病，如庫賈氏病（CJD）和牛海綿狀腦病（瘋牛病）。部分批評者擔憂 COVID-19 刺突蛋白可能具有類朊病毒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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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延伸閱讀與思考方向

對於希望深入研究這場辯論中各項議題的讀者，以下是幾個思考與查閱的方向（請注意，任何資料都應以批判性眼光評估其資金來源和方法論）：

關於製藥行業影響力：可查閱馬西亞·安吉爾（前《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主編）所著《製藥公司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以及彼得·葛岑（Peter Gøtzsche）所著《致命的藥物與有組織的犯罪》（Deadly Medicines and Organised Crime）。

關於 COVID-19 科學爭議：可查閱約翰·伊奧尼迪斯（John Ioannidis）教授在史丹福大學的系列論文，以及《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全文和其提倡者的相關論述。

關於疫苗政策：可直接查閱 FDA、CDC 的原始 EUA 文件，以及 VAERS 的公開數據，進行一手資料的獨立分析。

關於 PCR 技術：查閱 PCR 技術發明者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199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相關訪談和文章，以及同行評審文獻中關於 PCR 循環閾值與診斷意義的討論。

關於愛滋病與 AZT：可查閱羅伯特·F·肯尼迪二世所著《真實的福奇》（The Real Anthony Fauci）以及被批評者引用的原始愛滋病研究文獻。

這些方向並不意味著其中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而是為了幫助讀者接觸到更多元的資訊視角，從而形成更全面的判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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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一個開放的邀請

「我不知道規則是什麼了。似乎沒有規則。一切都是那些掌權者說了算。這不是科學，這是生意。」——這是一位受訪者的悲嘆，也是這場辯論留給我們最深刻的挑戰。

然而，如果我們相信科學的價值，相信知識的力量，相信人類在面對真相時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那麼這場辯論就不應該是絕望的終點，而應該是更認真、更廣泛、更誠實的公共討論的起點。

這是一個開放的邀請：邀請我們每一個人，不論站在哪一邊，都重新審視自己對醫療科學、製藥行業和公共衛生政策的認知基礎，以批判性的眼光評估我們所接受的一切，以謙遜的態度承認我們認知的局限，以勇敢的心態面對那些令人不安的問題。

因為最終，科學的精神不在於對任何共識的服從，而在於對真理的不懈追求。而真理，從來不怕被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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