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estinian Identity [1984] [DOCUMENTARY] 本片由卡西姆·哈瓦爾(Kassem Hawal)執導,是一部罕見的1984年短篇紀錄片,呈現了以色列於1982年入侵黎巴嫩,對巴勒斯坦文化遺產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該片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被迫撤離貝魯特後製作,記錄了教育與文化中心的摧毀情況,包括以色列軍隊對電影膠卷、照片與歷史手稿的掠奪。 片中收錄了多位重要人物的深刻訪談,如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與藝術家伊斯梅爾·沙穆特(Ismail Shammout)。這部長約38分鐘的影片,在戰爭廢墟中呈現出巴勒斯坦身份被系統性抹除的過程,同時也傳達出人們在逆境中堅持與守護歷史的力量。影片附有英文字幕,是一份關於韌性與文化保存抗爭的有力見證。
自1967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以來,打擊巴勒斯坦民族機構便成為其核心政策之一,而教育機構更是首當其衝的目標。這並非偶然——以色列深知,巴勒斯坦人民自1948年「大災難」(Nakba)以來,便將知識視為與武裝鬥爭同等重要的解放工具。
然而,面對貧困、剝奪、流離失所與壓迫,巴勒斯坦人民從未放棄對教育的堅持。當學校遭到強制關閉,教師與學生便轉移到咖啡館、農田或果園繼續授課,以確保佔領當局的壓迫性措施無法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的人民在被佔領土內,鬥爭、挑戰、堅守、奮鬥,永不屈服於佔領當局的措施。」
這種對教育的執著,源於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這場與敵人的鬥爭,是一場文明的鬥爭,不能只依靠步槍,步槍與筆必須同時握在手中。
早期兒童教育機構(幼兒園)在這一脈絡下扮演了超越教學本身的角色。它們不僅為三至六歲的兒童提供學習機會,更是重要的社會機構,幫助孩子在難民營狹小的房屋與街道之外,發展音樂、繪畫與自我表達的能力,為他們的學校生活乃至整個人生做好準備。
1982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大規模入侵,巴勒斯坦的教育與文化機構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總幹事曾沉痛指出:
「近東救濟工程處三十年所建,以色列在對黎巴嫩的侵略中三個月內就將其摧毀。」
具體而言,85所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學校遭到破壞或摧毀;巴解組織在貝魯特、賽達、提爾、納巴提耶等地管理的所有中學,以及數十所幼兒園與托兒所,也全數遭到徹底破壞。
這場破壞絕非軍事行動的附帶損害,而是蓄意為之。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官員所言,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目標,不僅是消滅巴勒斯坦武裝力量,更是要消滅巴勒斯坦人民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存在。
一位來自南部、年僅33歲的巴勒斯坦女性,以第一人稱講述了賽達/艾因赫勒沃地區加桑·卡納法尼文化基金會遭劫的親身經歷。以色列軍隊洗劫了基金會的所有設備,連巴士也未能倖免。
她隨後遭受了三次審訊,審訊人員的核心問題集中在兒童的國籍與教育計劃上,甚至質問:「這些是破壞者的孩子,你們為什麼要為他們重新開放幼兒園?」
這一問題本身,已清晰揭示了佔領者的意圖——他們不僅要摧毀建築,更要切斷下一代與教育、與身份認同之間的聯繫。
布爾吉巴拉杰納難民營的加桑·卡納法尼幼兒園成立於1974年,是該營地的第一所幼兒園。1982年,以色列空軍轟炸了這所幼兒園,科學室、浴室、廚房、操場與儲物設施幾乎全數被毀。這位女性站在廢墟前,指著那些殘破的設施,聲音中帶著難以掩抑的悲痛:
「這是科學室,這是孩子們洗澡的浴室,這是廚房,這是我們用來給孩子喝水的冰箱,這個櫃子是我們存放孩子檔案和教具的地方。」
入侵對兒童造成的傷害,遠超物質層面。許多家庭流離失所,大多數孩子的父親或被殺、或被囚禁、或逃亡他鄉。在這所幼兒園的100名兒童中,有約20名成為孤兒,失去了父母雙方。這些孩子面臨著極其艱難的社會困境,而那些本應守護他們成長的機構,卻已化為瓦礫。
巴勒斯坦研究中心自1969年成立以來,始終致力於兩項核心使命:記錄巴勒斯坦事業,以及圍繞這一事業進行學術研究。然而,這個知識的堡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世界媒體的目光前,遭到以色列軍隊的公開洗劫。
一名中心員工描述了爆炸發生時的情景:
「我們什麼都沒感覺到,只是一陣像地震一樣的晃動,大約三次。玻璃碎裂,最終是一聲爆炸。」
然而,比爆炸更令人心碎的,是事後在廢墟中尋找同事遺物的過程:
「當時我們不知道誰受傷了,誰犧牲了,誰一分鐘前還在你房間裡,現在卻犧牲了……那些你一起生活了十年的人,不僅僅是工作關係,更是個人關係。」
她描述著在廢墟中辨認同事皮包、衣物的悲痛——一個手提包,一件外套,一雙手套,每一件物品背後都是一個鮮活的生命。自1969年至今,這個中心已遭受六次攻擊,每一次都是對巴勒斯坦集體記憶的蓄意抹殺。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文化的攻擊,不僅限於炸彈與槍砲,還包括系統性的文化盜竊。傳統服飾、文物、木製品、玻璃製品,乃至巴勒斯坦傳統食物,都被納入以色列的「文化遺產」之中。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以色列曾公開舉辦航空公司空服員制服設計競賽,而最終入選的,正是巴勒斯坦傳統民族服飾——卻被冠以「以色列民族服飾」之名對外展示。
儘管1954年《海牙文化財產保護公約》與1956年《新德里國際會議》均明確禁止破壞、盜竊或掠奪文化財產,以色列佔領當局仍公然無視這些國際規範。
一位巴勒斯坦婦女的話,道盡了這種文化掠奪的本質:
「偷竊土地的人,偷竊民族服飾並不奇怪。」
1967年佔領後的最初幾年,巴勒斯坦知識分子的精力主要集中於直接的政治抵抗,部分作家甚至暫時擱筆。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逐漸意識到:單靠政治鬥爭不足以守護民族的存在,文化對抗同樣不可或缺。
於是,一場多元化的文化運動在壓迫中悄然興起,汲取了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薩米赫·卡西姆(Samih al-Qasim)、陶菲克·齊亞德(Tawfiq Zayyad)等詩人與作家自1948年以來積累的豐富文化經驗,在文學、視覺藝術、戲劇與電影等多個領域全面開花。
1970年代初,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出現了巴勒斯坦視覺藝術運動。藝術家們從人民在佔領下的日常現實中汲取靈感,以非傳統的方式表達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巴勒斯坦視覺藝術家總聯盟在被佔領土、黎巴嫩、敘利亞和科威特設有分支,成功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國際舞台上舉辦了大量展覽。其中一項重要成就是「巴勒斯坦民間藝術展」,收集了逾1000件原創民間藝術品,以無可辯駁的實物證明:
「這個民族有著深植於巴勒斯坦土地的悠久歷史根源。一種達到如此高度的民間藝術,背後必然是一個在這片土地上擁有漫長歷史的民族。」
貝魯特的「卡拉馬之家」藝術畫廊,是這場運動的重要文化中心。然而,拉姆安拉分部於1980年被以色列軍事長官下令關閉,貝魯特總部則在1982年的入侵中遭到摧毀。
戲劇,或許是1967年佔領後被佔領土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新現象。1970年代初,第一批劇團相繼成立,並迅速發展壯大。在壓迫的環境下,單一的劇團無法覆蓋所有地區,因此多個劇團的並存,反而成為這場運動的生命力所在。
這些劇作直接回應公民的日常困境與抵抗鬥爭,代表作品包括《訪問》(الزيارة)、《國家瘋人院》(المؤسسة الوطنية للجنون)、《圖特一家》(العائلة توت)等。透過舞台,巴勒斯坦人民將自身的苦難與尊嚴,轉化為可以被看見、被感受的藝術語言。
在電影領域,巴勒斯坦製片人積極參與國際電影節,以紀錄片的形式向世界展示巴勒斯坦生活的各個面向與人民的鬥爭。這些影像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突破封鎖、在國際文化意識中留下巴勒斯坦印記的重要媒介。
這場對文化機構的系統性破壞,並非偶然,而是以色列整體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一位巴勒斯坦學者對此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以色列的存在,建立在一個神話性的前提之上——這片土地在猶太人「回歸」之前,是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然而,巴勒斯坦文化的存在,恰恰是對這一神話最有力的反駁。當巴勒斯坦的詩歌、繪畫、戲劇與民間藝術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出其深厚的歷史根基與文化生命力,以色列所聲稱的「文明使命」便失去了立足之地。
因此,摧毀巴勒斯坦文化,對以色列而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必然:
「巴勒斯坦文化表達對以色列人來說已成為直接危險,因為它首先否定了『一片被文化生產力人民所破壞的土地』的說法,其次,這種文化表達為以色列存在的核心所建立的反文化過程提供了極其危險的證據。」
這場鬥爭的本質,已被一位巴勒斯坦知識分子以最簡潔有力的語言道出:
「偷竊土地的人,我們不奇怪他會偷竊圖書館。」 「殺害成千上萬無辜公民的人,我們不奇怪他會殺害畫作。」 「摧毀整個國家的人,我們不奇怪他會摧毀我們掛畫的牆壁。」
巴勒斯坦樹木的敵人,是巴勒斯坦畫作的敵人,是巴勒斯坦詩歌的敵人,歸根結底,是巴勒斯坦祖國的敵人。
然而,正是在這種持續的破壞與壓迫之中,巴勒斯坦文化展現出了它最頑強的生命力。學校被關閉,教師走進果園繼續授課;幼兒園被炸毀,人們在廢墟上重新開放;研究中心被洗劫,學者們繼續記錄與書寫。文化,不僅是這個民族的遺產,更是他們抵抗、生存與守護未來的最深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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