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AKA We Ar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1973 由太平洋新聞社(Pacific Newsreel,美國新聞社集體的分裂派別)執導的這部1973年紀錄片《Revolution Until Victory》(又名《我們是巴勒斯坦人民》),透過歷史檔案影像重現巴勒斯坦人民對抗錫安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奮鬥歷程。 影片梳理了錫安主義的政治起源、英國在殖民時期將巴勒斯坦分配給定居者的角色,以及以色列對石油航道的戰略控制。紀錄片聚焦於難民營、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崛起、游擊隊訓練,並透過對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等領導人的訪談,呈現革命與全球反殖民鬥爭之間的聯繫。 影片同時揭露壓迫的跨國性,包括摩西·達揚(Moshe Dayan)訪問越南研究反叛策略的事實。這是一部強而有力的團結影像作品,呼籲透過抵抗實現勝利。
在人類近代史上,鮮少有一個民族的命運,能如此鮮明地呈現帝國主義、殖民擴張與民族自決之間的深刻矛盾——巴勒斯坦人民的故事,正是這場歷史衝突中最沉痛的一章。從千年世居的故土,到帳篷裡的漫長等待;從1948年的大流亡,到1968年卡拉邁戰役的浴血反擊;這是一部關於失去、抵抗與尊嚴的紀錄。
這篇文章,依循時間脈絡,完整還原這部紀錄片所呈現的歷史事實與巴勒斯坦人的親歷敘述。
在紀錄片的開場,一位巴勒斯坦人蹲在地上,用木棒和石子,一筆一劃地拼出他被驅逐前的村莊模型。他說:
「我們是巴勒斯坦人民。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了數千年。現在我們幾乎全都成了難民。錫安主義者將我們趕出家園,我們被迫生活在巴勒斯坦境外的難民營裡。」
他特別強調,巴勒斯坦從來都不是錫安主義者所宣稱的沙漠——那是一片富饒而美麗的土地。而那句低沉卻堅定的話,貫穿了整部紀錄片:「總有一天,我們會回來。」
另一位受訪者,語氣激昂地對著鏡頭說:
「試著想象你自己住在這些帳篷裡——不是一天,不是一週,不是一個月,不是一年。假設你這輩子都要待在這頂帳篷裡。相信我,你會變成游擊隊員。你會去戰鬥,為你的土地、為你的家、為你的國家而戰。」
從1948年到紀錄片拍攝當時,巴勒斯坦人一再等待聯合國的幫助,換來的卻只有更多的難民。他們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唯有武裝鬥爭,才是回家的路。
「我們不喜歡戰爭,但被趕出家園的人,有義務,也有權利,去戰鬥。」
紀錄片從一開始便明確界定了這場鬥爭的性質:這不是一場針對猶太人民的戰爭。在錫安主義者抵達之前,巴勒斯坦土地上便有猶太人居住,彼此和平相處。這場鬥爭的對象,是以武力奪取全部巴勒斯坦土地、並驅逐巴勒斯坦人民的錫安主義運動。
1897年,政治錫安主義在歐洲正式誕生,目標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在同年召開的第一屆錫安主義大會上,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公開呼籲猶太人殖民巴勒斯坦。他對當時佔人口九成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們將設法通過在過境國為貧窮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同時拒絕他們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就業,來將他們分散到邊境之外。」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赫茨爾積極向歐洲列強遊說:他告訴沙俄政府,猶太移民能夠幫助削弱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他對德意志皇帝,將其包裝為符合德國在小亞細亞帝國野心的計劃;對奧斯曼蘇丹,則聲稱錫安主義定居者能協助其維持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統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錫安主義在英國找到了殖民巴勒斯坦的關鍵盟友。1914年,錫安主義運動領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寫道:
「如果巴勒斯坦落入英國勢力範圍,並且英國鼓勵猶太人在那裡定居作為英國的屬地,那麼在二三十年內,我們可以在那裡擁有一百萬甚至更多的猶太人。他們將建設這個國家,使其重返文明,並成為蘇伊士運河非常有效的守衛。」
與此同時,英國卻也在向阿拉伯人開出空頭支票。1915年,英國駐中東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宣布,英國將支持阿拉伯人在所有要求地區獲得獨立。憑藉這一承諾,阿拉伯人揭竿而起,反抗統治中東逾四百年的奧斯曼帝國。
然而,英國根本無意兌現這個承諾。1916年,英國與法國秘密簽訂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兩個帝國主義強權私相授受,瓜分中東,最終將巴勒斯坦置於英國控制之下。
1917年11月2日,二十年的錫安主義遊說終於修成正果。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勳爵(Lord Arthur Balfour)**發出了那份改變歷史的宣言:
「國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並將盡最大努力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但明確理解,不得採取任何可能損害巴勒斯坦現有非猶太社區的公民和宗教權利的行動。」
這份宣言的弔詭之處,在於英國在給予錫安主義者承諾的同時,卻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運輕描淡寫,以一句「不得損害」的附帶條件塘塞了整個民族的權利。
面對日益加劇的英國殖民統治與錫安主義移民浪潮,巴勒斯坦人民二十年來不斷示威抗爭。英國先後派遣了六個調查委員會,每一次的調查結論都指向同一個原因:巴勒斯坦人的憤怒,源於錫安主義移民的持續增加。然而英國的官方政策卻始終是幫助錫安主義者——調查報告成了廢紙,移民人數年年攀升。
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終於走向革命。他們組織了一場持續整整六個月的全國總罷工,成為阿拉伯世界歷史上時間最長的罷工行動。隨後三年間,一場武裝抵抗戰爭將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區從英國控制下解放出來。
錫安主義武裝力量根本無法獨立應對,英國不得不動員十萬大軍——其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前來鎮壓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英軍不僅訓練並武裝了錫安主義者,更以獵犬追捕巴勒斯坦人。
抵抗戰爭結束後,雙方力量的不對等被徹底固化:錫安主義者擁有了一支訓練有素的武裝部隊,而巴勒斯坦人,甚至被禁止持有一顆子彈。
1939年5月,戰雲密布的歐洲迫使英國試圖通過限制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來安撫巴勒斯坦人。錫安主義者對此強烈反對,僅僅一週後,錫安主義秘密防衛力量——哈加拿(Haganah)、伊爾貢(Irgun)和萊希(Lehi,又稱斯特恩幫)——便對英國和巴勒斯坦人發動了恐怖攻擊。
此時,鑑於英國的不可靠,**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已將目光轉向大西洋彼岸:
「我毫不懷疑,我們政治努力的重心已從大不列顛轉移到美國。美國正在確保成為世界主導力量,而那裡有數量最多、影響力最大的猶太人。」
1938年,歐洲納粹反猶主義全面爆發:超過兩萬名猶太人在德國遭到逮捕,數千家商店被洗劫,數百座猶太教堂和公寓被付之一炬。猶太人被禁止從事手工業和貿易,他們的孩子被禁止進入德國學校,並被強制要求在身上縫戴識別徽章——黃星。
然而,一個令人震驚的歷史事實是:在納粹強迫猶太人佩戴黃星的六年前,即1933年,錫安主義者便已在鼓勵猶太人主動佩戴它,口號是「自豪地佩戴它」,甚至一度出現販賣黃星的商業行為。
納粹政府與**巴勒斯坦猶太機構(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達成了一項協議:錫安主義者篩選出的猶太人,可以獲准移民巴勒斯坦。**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中央局,最初正是為了這種猶太移民業務而設計的——為富裕猶太人辦理護照、提供前往巴勒斯坦的通道,對蓋世太保而言,這是一門利潤豐厚的生意。
1938年,兩名錫安主義使者**皮諾·金斯堡(Pino Ginsberg)和巴爾·吉拉德(Baal Gilad)**抵達納粹德國。他們的任務,並非拯救猶太人,而是尋找願意前往巴勒斯坦、為未來的錫安主義國家戰鬥的年輕男女。蓋世太保為此特別允許他們設立訓練營,讓少數被篩選者以非法方式穿越英國封鎖前往巴勒斯坦。
這種合作對納粹而言有三重收益:滿足希特勒清除猶太人的政治需求;在巴勒斯坦製造英國的麻煩;以及在英國、錫安主義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埋下衝突的種子。
1944年春,最令人心寒的歷史真相浮出水面。錫安主義者魯道夫·凱斯特納(Rudolf Kestner)領導了匈牙利救援委員會,他在猶太機構的全力支持下,選擇向八十萬匈牙利猶太人隱瞞了他們即將被送往奧斯維辛毒氣室的事實。他們謊稱,這些人將被運往一個名為「麵包之地」的新城鎮。
而猶太機構救援委員會負責人**伊扎克·格林鮑姆(Yitzhak Greenbaum)**更是公開表態:
「如果有人問我,能否從聯合猶太呼籲的資金中拿出錢來拯救猶太人,我說不,我再次說不。在我看來,我們必須抵制將錫安主義活動置於次要地位的浪潮。」
並非所有猶太人都順從於這套合作邏輯——華沙猶太區的數千名猶太人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拿起武器,以生命對抗納粹,寧死不屈。
戰爭結束後,數千名猶太人在歐洲的流離失所者營地等待未來。1947年秋,超過五萬五千份申請進入美國的文件被提交,其中大多數人明確表示,他們想去除了巴勒斯坦以外的任何地方。然而錫安主義者希望這些人前往巴勒斯坦,因為移民的增加意味著錫安主義國家的建立更近一步。
1950年的《意第緒語公報》對此直言不諱:
「通過推動猶太人離開歐洲,錫安主義者實際上是以活生生的人的利益,換取自己運動的政治目的。」
1947年11月,巴勒斯坦猶太機構接受了聯合國提出的分治計劃。這份計劃將56%的巴勒斯坦土地劃給移民錫安主義者,而彼時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僅佔6%。這正是赫茨爾當年那句話的現實呈現:「移民越多,土地越多。」
巴勒斯坦人以全國總罷工回應。與此同時,本-古里安宣布進攻性的軍事行動正式展開——在這一時期的13次軍事行動中,有8次發生在原始分治方案劃定的邊界之外。
錫安主義軍事力量採取了兩套戰略:「C計劃」針對巴勒斯坦城市和村莊發動恐怖戰術;「D計劃」則是全面進攻,目標是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徹底驅逐出境。提比里亞、海法、薩法德等地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相繼出走。
在這場暴力清洗中,**德爾亞辛(Deir Yassin)成了最沉重的標誌。254名巴勒斯坦男人、女人和兒童遭到冷血屠殺。伊爾貢指揮官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事後表示:
「那些無視我們警告的平民遭受了不可避免的傷亡。」
他甚至宣稱:「沒有德爾亞辛的勝利,就不會有以色列國。」
1948年5月14日,德爾亞辛大屠杀後僅一個月,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國正式建立。十分鐘後,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聲明,承認以色列臨時政府為新國家的實際當局。
以約旦國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為首的鄰近阿拉伯軍隊進入了劃定為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地區,但阿卜杜拉的真實目的並非保護巴勒斯坦人——他的盤算是將約旦河西岸並入自己的王國。錫安主義者以此為由,進一步向外擴張,本-古里安宣稱:「我們沒有義務說明自己國家的邊界。」
美國隨即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一億美元貸款。美國國防部長劉易斯·約翰遜(Lewis Johnson)說:「以色列具有戰略重要性,我們必須支持她。」他隻字未提那一百萬名無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留下了388個村莊、半個巴勒斯坦的建築物、三萬英畝柑橘園,以及數千家商店和企業,被迫在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的邊境地帶流離失所。
1948年大流亡後,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條件慘不忍睹:土地不足,糧食匱乏,人們飢腸轆轆,甚至靠吃任何綠色植物度日。十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肺結核肆虐,五分之四的嬰兒在一歲前夭折。六個月的近乎完全飢餓後,聯合國開始提供援助——每人每天六美分的食物,僅夠勉強維持生存。
「所有這一切,都是錫安主義以色列造成的。」
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國有化。這一強烈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舉動,立刻引發強硬反應。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阿巴·埃班(Abba Eban)**宣稱「以色列將不惜一切代價發動戰爭」,次日,三萬名以色列入侵部隊橫衝埃及西奈半島,直撲蘇伊士運河,英法兩國兩天後跟進。
本-古里安告訴以色列議會:「你們把我們帶回了律法被賜予的地方,在那裡我們被命令成為一個被選中的民族。」
西奈入侵的第一天,以色列邊境警察在卡法卡西姆市(Kfar Kassim)宣布宵禁。對此毫不知情的村民從農田工作後返回時,遭到以色列警察的槍殺。以色列法院最終裁定七名警察故意殺害43名男人、女人和兒童。而這場屠殺的領導者,被罰款一以色列便士。
巴勒斯坦革命,孕育於難民營的貧窮與飢餓之中。在那裡,一些人開始重新思考:
「我們是巴勒斯坦人。土地是巴勒斯坦的。問題是巴勒斯坦的,人民是巴勒斯坦的。所以只有我們才能找到解決方案。」
1956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Fatah)**在加沙地帶秘密成立。九年間,這個組織在地下運作,持續討論武裝鬥爭的可能。
1965年1月1日,法塔赫對被占領的巴勒斯坦(即以色列)發動了第一次行動。消息傳開後,人們蜂擁而至,紛紛要求加入。
然而,這條路走得並不平坦。法塔赫最初聯繫其他阿拉伯政黨尋求支持,換來的不是合作,而是攻擊——對方稱巴勒斯坦人「永遠無法解放自己的土地」。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國政府都派出了秘密警察追捕法塔赫指揮官,在以色列境內和阿拉伯國家均發生了大規模逮捕。
「所有政府都害怕我們的革命。」
1966年3月,以色列將軍**摩西·達揚(Moshe Dayan)**赴越南考察美軍對抗越南人民的作戰方法。他寫道:
「美國和以色列在談論報復行動時,使用幾乎相同的語言。所採用的公式是,讓支援敵人所涉及的代價高到令人無法承受。」
就在達揚身在越南之時,美國宣布向以色列出售天鷹攻擊轟炸機——這是美國首次向中東引入純進攻性武器。達揚已做好準備,讓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國家付出代價。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轟炸機出現在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上空,六日戰爭爆發。錫安主義宣傳將以色列塑造成一個面臨滅頂之災的無辜弱小國家。然而,以色列將軍**佩莱德(Peled)**後來坦承,以色列面臨毀滅威脅的說法,不過是「虛張聲勢」。
戰爭的真實動因是什麼?當時九萬五千名以色列工人失業,罷工頻繁;以色列史上首次出現移民人數少於離境人數的情況;更關鍵的是,以色列將軍**赫爾佐格(Herzog)**認為,若能征服西奈的石油儲備,以色列便可在能源上實現自給自足。
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的話,揭示了美國的真實算盤:
「在遠東,我們幾乎找不到人幫助我們打越南。在這裡,以色列人單枪匹馬打贏了戰爭,替我們解了困,也服務了我們和他們的共同利益。」
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佔領了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每年旅遊業收入七千萬美元)、西奈半島(每年石油產出六千萬美元)以及戈蘭高地。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再度淪為佔領下的臣民。
在被佔領的加沙,巴勒斯坦農場種出的橙子,卻掛著以色列產品的標籤出口全球。每一次反抗佔領的行動,都招來集體懲罰:以色列士兵用黑色油漆在商店門上畫圓和X,沒有任何官方解釋。
在耶路撒冷,兩個阿拉伯居民區被夷平,為停車場讓路。1967年底,《紐約時報》報道,以色列軍隊推平了約旦河谷的800所房屋,炸毀了850所,逾兩萬名巴勒斯坦人因此流離失所。
一位美國記者記錄了這樣的場景:黎明時分,士兵破門而入,驅逐所有村民,不許他們帶走任何東西,甚至不許餵食孩子;然後,在村民的背後,軍隊炸毀了他們的家。行進途中,士兵隨機挑選男性,當眾殺害。
摩西·達揚對此有過直白的表態:
「我反對大量阿拉伯人的融合。我認為應該找到一個解決方案,不要在我們的邊界內留下太多的阿拉伯少數民族。」
約旦境內的卡拉邁鎮(Karami),是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第一個固定基地,也是無數對被佔領土發動突擊的出發點。錫安主義者決意徹底消滅這個抵抗的根據地。
1968年3月,以色列以近萬兵力進攻卡拉邁。守衛這座小鎮的,是450名巴勒斯坦抵抗戰士。
戰鬥持續了整整15小時。以色列坦克耗盡燃料,所有道路被封鎖,傷亡慘重,最終不得不撤退。
「這是游擊隊歷史上,是法塔赫革命者歷史上,是阿拉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這是我們第一次對抗性戰役,我們贏了。」
消息傳開後,巴勒斯坦人民終於看見了可能:他們可以戰鬥,可以取得勝利。數千人湧向運動,要求加入、要求戰鬥。一位曾在電機公司做職員的男子說,他加入法塔赫,是為了盡力對抗以色列軍隊,奪回巴勒斯坦。
當被問及要戰鬥多少年時,他回答:
「沒關係。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會長大,他們會代替我戰鬥。」
革命不只是武裝行動,它是一場深入社會各個角落的組織工程。革命者深入煉油廠,幫助工人組建工會,支持罷工;組織工人民兵;出版報紙,讓所有阿拉伯人了解鬥爭的真相;設立醫院和診所,照顧傷兵與難民。
巴勒斯坦婦女總聯盟隨之成立,為婦女提供技能培訓和縫紉課程,所得收入支撐了家庭和革命運動的運作。革命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
在Baitul Maqdis學校,約70名女孩從各地難民營匯集於此。她們是烈士或囚犯的女兒與姐妹,學校為她們提供食宿和教育。課程的核心,是讓孩子們記住她們的家:她們的村莊在哪裡,種植什麼作物,人們從事什麼工作。
高年級學生除了英語之外,還必須學習希伯來語。這背後有深刻的理念:
「我們將與猶太人一起生活。我們一直與猶太人一起生活。革命現在對抗的,是錫安主義,而不是猶太人。」
校長坦言,學校不培養戰士,但如果女孩們認為有必要,學校也不會阻止。她說:
「我們希望培養一代新人,他們了解自己的國家,總是談論自己的國家,並渴望回到自己的國家。」
阿布·扎伊德(Abu Zaid),13歲,是**阿什巴爾(Ashbar)**青年組織的成員,與另外三百名巴勒斯坦青少年一起,每天放學後接受射擊、徒手格鬥和登山訓練。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無法通過談判來對抗以色列。」
他的父母鼓勵他來這裡,是為了讓他為未來做好準備,以結束這種糟糕的生活。
面對以色列聲稱新一代巴勒斯坦人已遺忘故鄉的說法,紀錄片的回應是:
「他們是說我們無權擁有自己的家園嗎?……我們的戰爭是一場解放戰爭。它不是一場針對猶太人的戰爭。我們不想把猶太人推入大海,我們也不想讓錫安主義者把我們推進沙漠。這就是我們必須戰鬥的原因。」
到1970年9月,巴勒斯坦革命已在阿拉伯民間贏得廣泛的支持,約旦是抵抗錫安主義的主要基地。然而,革命的壯大,觸動了另一雙看不見的手。
美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中東「和平解決方案」的同時,暗中向約旦的侯賽因(Hussein)政權輸送大批武器——不是為了對抗以色列,而是為了攻擊革命。
1970年9月17日,約旦皇家軍隊包圍了安曼及其周邊所有難民營。凌晨五點,炮擊開始,重炮和磷彈轟炸難民營,造成數千無辜平民傷亡。有報道稱,傷者被從診所拖出後遭到侯賽因傭兵的折磨。世界媒體被拒於門外,多名記者遭到槍擊,以掩蓋暴行的發生。
在約旦各地,巴勒斯坦民兵英勇抵抗。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已在準備出兵干預以挽救侯賽因政權:在土耳其、希臘和西德的美軍基地,部隊進入動員狀態;美國第六艦隊在黎巴嫩海岸外巡弋;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帕卡德(Packard)宣布,美國政府將確保侯賽因繼續擁有軍事能力;華盛頓隨即提供了七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一攬子計劃。
紀錄片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龐大的公司和銀行在阿拉伯國家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他們不願失去對那片土地資源的掌控。鎮壓革命,是他們維護利益的手段。
「這就是他們試圖鎮壓革命的原因。」
「黑色九月」事件後,巴勒斯坦人在約旦轉入地下。從敘利亞和黎巴嫩,對以色列的行動繼續進行;在被佔領土內,每天都有抵抗發生。
紀錄片以這樣的話作結:
「今天,我們並不孤單。在越南,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為民族解放而戰。我們的鬥爭將持續多年,但我們決心戰鬥直到勝利。」
最後,一位受訪的巴勒斯坦人,以平靜而堅定的語氣,說出了這場鬥爭最核心的願景:
「你看,我們真正的目標,是回到我們的家園,解放這個家園,並建立一個讓所有人民、所有種族、所有宗教都能和平、友誼與正義地共同生活的國家。」
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鬥爭,是一部由失去、抵抗與頑強希望交織而成的歷史。從1897年錫安主義的歐洲起步,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百萬流亡;從1936年的六個月總罷工,到1968年卡拉邁的15小時鏖戰——每一個節點,都是一個民族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力量的夾縫中,以血肉為代價,捍衛自己存在與尊嚴的見證。
這部紀錄片提醒我們,歷史從來不是單一敘事的產物。在承認任何一方的論述之前,我們必須聆聽那些被迫住在帳篷裡、在地板上靠六美分的食物活下去的人,他們的聲音:
如果你被驅逐出你的家園,你還能做什麼?
本文根據紀錄片逐字稿整理撰寫,保留原文核心論點與歷史細節,以繁體中文結構化呈現,適合對中東歷史、殖民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感興趣的讀者閱讀。本文內容反映紀錄片立場,不代表本平台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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