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rever Chemical Scandal - Bloomberg Investigates PFAS 化學物質被用於數千種產品中，旨在讓生活更便利。然而，這些化學物質如今幾乎無處不在，包括人體血液中，並且正被發現與多種嚴重健康問題有關。
 

永久性化學物質：PFAS如何悄悄進入每個人的血液

從曼哈頓計畫到你的飲用水——一場跨越數十年的全球污染危機

如果有人告訴你，你體內流著一種從未消失的化學物質，而且幾乎每一個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有同樣的情況，你會怎麼想？這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PFAS——被科學家稱為「永久性化學物質」——已悄然滲入全球的土壤、水源、食物，以及每一個人的血液之中。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製造這些化學物質的公司，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知道這一切。

什麼是PFAS？一個從戰時秘密走向全球危機的故事

PFAS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的縮寫，指的是一個龐大的合成化學物質家族。美國環保署（EPA）目前認定的PFAS化學結構超過14,000種，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幾乎不會分解。

這一切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曼哈頓計畫。在那個為了製造原子彈而進行各種極端化學實驗的年代，PFAS被開發出來，並在戰後流入工業與消費品市場。相傳一位3M科學家在不小心將化學物質濺灑到帆布鞋上之後，意外發現了它們防污與防水的特性。這個偶然的發現，開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時代。

從那以後，PFAS被添加到數不清的日常產品中：3M的Scotch-Guard防污噴劑、杜邦的特氟龍不沾鍋塗層、披薩盒的防油內襯、微波爆米花袋、半導體製程材料，甚至連牙線和衛生紙都被發現含有PFAS的痕跡。便利性和性能成為那個時代的優先考量，沒有人問過代價是什麼。

PFAS之所以被稱為「永久性化學物質」，原因在於它的化學結構。碳氟鍵是有機化學中最牢固的鍵結之一，幾乎沒有任何自然力量能將其打斷。這意味著PFAS不易分解，它們在環境中持久存在，在生物體內不斷累積，一旦進入人體，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降至可測量水平以下。

全球分佈：從喜馬拉雅山到你的血液

PFAS污染的範圍令人難以置信。科學家在南極洲的冰層中發現了它，在喜馬拉雅山的雨水中找到了它，在北極熊的血液裡測出了它，在印度海豚的組織中確認了它。即使是在從未生產過任何一克PFAS的偏遠地區，這些化學物質也無處不在。

更令人不安的是人體數據。一位科學家表示，在她分析過的數千份人體血液樣本中，從未發現一份不含PFAS的樣本。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全球流行病學調查的一致結論——估計有高達99%的人體內含有可測量的PFAS濃度，而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PFAS被一些研究者形容為「體內的定時炸彈」。它們覆蓋器官，殘留多年，並透過食物鏈、飲用水和直接接觸持續補充。問題不在於你是否被暴露，而在於你暴露了多少。

明尼蘇達州：一場從1960年代延續至今的悲劇

紀錄片將鏡頭轉向了3M公司的全球總部所在地——明尼蘇達州，這裡是美國PFAS污染最為深重的地區之一。

自1960年代起，3M便開始在科蒂奇格羅夫（Cottage Grove）、奧克代爾（Oakdale）和埃爾莫湖（Lake Elmo）一帶傾倒PFAS廢棄物。這些化學物質滲入地下，進入含水層，在工廠周圍形成了大面積的污染羽流。數十年來，當地居民喝著受污染的自來水，在受污染的湖泊裡捕魚，卻完全不知情。

Amy和她的女兒Lexi是這個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Amy在奧克代爾長大，飲用城市自來水；懷孕時住在當地，用同樣的水源沖泡奶粉；她的父親是當地湖泊的專業釣魚嚮導，他們捕撈的，正是那些被PFAS污染的魚。

Lexi後來罹患癌症。在2018年的採訪中，她仍在治療中；如今，她已被確認在治療後五年達到無癌狀態。她的康復是一個奇蹟，但她的故事背後，是一個關於系統性失職的沉重問題。

根據紀錄片引用的死亡記錄，2003年至2015年間在奧克代爾死亡的兒童，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比居住在污染區外的兒童高出171%。這個數字，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社區的傷痕。

Amara Strandy：一個生命，一個以她命名的法律

在所有因PFAS而受到影響的人中，Amara Strandy的故事最令人動容，也最令人憤怒。

Amara在15歲時確診第四期纖維板層肝細胞癌，這是一種極為罕見的惡性腫瘤，沒有成熟的治療藍圖，沒有標準化的應對方案。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她接受了超過20次手術，包括兩次肝臟切除術和一次開胸手術，幾乎嘗試了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

但Amara不只是一個病患，她是一個音樂家。她的房間裡擺著小提琴、烏克麗麗和曼陀林，她是一位作曲家，夢想著為電腦遊戲和電影創作配樂。她直到去世前幾天仍在寫音樂。2023年4月，她在21歲生日的前兩天去世。

她也是一個倡議者。她知道社區裡關於PFAS的謠言和玩笑——「別喝致癌水」——她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人真正提出疑問，為什麼沒有人公開討論這個問題。

為了紀念她，明尼蘇達州通過了以她命名的AMARA法案，禁止PFAS的非必要用途，並要求含有PFAS的產品進行標示。這個法案的通過，揭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當製造商被要求申報哪些用途屬於「必要」時，人們才第一次意識到，PFAS到底被添加到了多少種日常產品之中。

企業知情：3M早就知道，但選擇沉默

明尼蘇達州對3M提起的訴訟，公開了大量內部文件。這些文件所揭露的，不只是疏失，而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沉默。

1975年，3M已得知其化學物質可能存在於美國大眾的血液中。他們測試了自家員工，發現化學物質在暴露員工體內持續累積。動物研究顯示了令人不安的健康影響。1997年，3M向杜邦提供了一份包含癌症警告的安全文件，但在同一年，那個警告標籤被移除了。此後，相關產品繼續在沒有公開警告的情況下銷售了數十年。

內部文件顯示，3M員工曾辯論是否要將相關風險告知政府。最終，他們選擇不告知。吹哨者Richard Purdy最終因不滿公司的決策而辭職，他稱3M的PFOS是自PCB（多氯聯苯）以來最陰險的污染物。

2018年，3M與明尼蘇達州達成了8.5億美元的和解協議，但沒有承認任何不當行為，沒有承認科學掩蓋，也沒有承認化學物質的真實風險。一個數字和一份聲明，試圖終結一段長達數十年的失職歷史。

飲用水危機：數億人暴露其中

EPA對飲用水中PFAS濃度的建議值已多次調整。2016年的標準是每兆分之70（70 ppt）；近年來，這個數字被進一步調降至每種4 ppt——一個不到奧運標準泳池中一滴水的微量。

然而即便如此，情況仍不樂觀。一項近期研究估計，多達2億美國人——約佔美國總人口三分之二——所飲用的水中PFAS含量超過了可接受的安全水平。問題不只集中在工業區周邊，而是遍及全國。

在已知的污染熱點中，軍事基地和民用機場是兩個主要來源。含有3M PFOS的軍用消防泡沫長期被直接噴灑在訓練場地上，這些化學物質就這樣直接進入了地下水系統。全球範圍內，歐洲、日本和澳洲都已發現高濃度的PFAS污染。這不是美國獨有的問題，而是一個真正的全球危機。

環境律師Rob Bilott是這場訴訟戰爭中的關鍵人物。他的故事後來被改編為電影《黑水風暴》（Dark Waters）。1998年，他接手了一起農場主的牛隻死亡案件，從此踏上了與PFAS相關化學污染鬥爭的漫長之路。他說，已有足夠的證據需要採取行動，而案件規模之所以龐大，正是因為污染與傷害的規模同樣龐大。

法羅群島：科學如何揭示PFAS對免疫系統的影響

法羅群島是北大西洋中一個偏遠的群島，人口只有5萬多人，從未生產過任何工業化學品。然而科學家在這裡發現了PFAS最清晰的健康影響證據之一。

研究者Paul Waihi博士的團隊最初是為了研究鯨魚肉中的汞暴露而來到法羅群島，他們從1980年代起便追蹤每一批新生兒直至成年，測試包括平衡感、反應時間、肺功能、心臟功能和血液抗體在內的多項指標。

當研究者開始納入PFAS的數據時，一個觸目驚心的關聯浮現出來：每當兒童血液中的PFOS濃度加倍，兒童就會失去一半的抗體。疫苗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免疫系統的反應能力顯著下降。研究者還觀察到，暴露量較高的兒童骨骼相對脆弱，並有更高的糖尿病前期風險。

科學家將PFOS描述為一種「多器官毒物」，它可能透過削弱免疫功能，使人們對各種疾病更加脆弱，包括癌症。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沒有任何已知的方法能主動將PFOS從體內清除。唯一已知的「排出」路徑，是母親透過分娩和母乳哺育將體內的PFAS轉移給孩子——這意味著暴露是代際傳遞的。

身兼科學家與母親身份的Elsa Helmsdale，因此選擇只哺乳六個月而非建議的一年，因為她知道母乳哺育雖然對孩子有無數好處，卻也是PFAS傳遞的渠道之一。這個艱難的個人決定，折射出整個社會面對PFAS問題時的困境。

野生動物的警示：從海鳥到北極熊

PFAS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同樣令人憂慮。研究法羅群島海鳥的鳥類學家Schröder Hammer發現，頂級掠食者體內的PFAS主要來自飲食，這些污染物可能損害牠們對抗感染的能力，在禽流感等大規模疾病爆發時更難存活。由於頂級掠食者對生態系統的穩定性至關重要，這種影響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影響整個食物鏈的平衡。

PFAS的母體傳遞同樣發生在鳥類身上，化學物質從母鳥傳入卵中。從北極熊到海豚，從鷹到信天翁，沒有任何物種能免於這場全球性的化學污染。

清理的嘗試與替代化學物質的陷阱

面對污染，科學家和工程師正在開發清理技術。明尼蘇達州測試了一種稱為「表面活性泡沫分離法」（SAF）的處理方法，透過向受污染的水中注入空氣，利用泡沫的物理特性將PFAS集中分離。測試數據顯示，這種方法能去除約92%至98%的PFOA和PFOS，每天至少能處理60,000加侖的水。但這仍只是一個小型測試，距離大規模應用還有相當的距離。

然而更令人憂慮的，是企業對監管壓力的應對方式。當PFOS和PFOA面臨日益嚴格的規範時，杜邦及其分拆出來的Chemours公司，並未停止使用PFAS，而是將長鏈的C8化學物質替換為短鏈的C6，並將新化學物質命名為Gen X。問題是，在老鼠體驗中，Gen X同樣導致了肝臟、睪丸和胰臟的腫瘤——與PFOA相同的三種。

科學家因此呼籲，監管機構應將PFAS視為一個整體類別來處理，而不是一次只規範一種化學物質，否則將永遠在「打地鼠」，讓企業得以用另一種同樣危險的化學物質輕易繞過監管。

你能做什麼：個人、社區與制度層面的行動

紀錄片的旁白在西奈山醫院進行了PFAS血液檢測。結果顯示，她的PFOS水平略高於同齡女性的平均值，醫生建議她考慮進行肝功能和甲狀腺功能測試。醫生指出，她過去使用的Scotch-Guard鞋面防水噴霧，可能是主要暴露來源之一——這種特定化學物質的半衰期特別長。

目前的血液檢測方法只能測量大約十幾種PFAS，而已知的化學結構超過14,000種。整體暴露情況遠比我們所能測量的更為複雜。

個人層面的行動包括：減少使用含有不沾塗層的鍋具、避免使用含有防污劑的布料、選擇未使用PFAS處理的食品包裝，以及了解當地飲用水的PFAS檢測結果。在社區與政策層面，則需要更嚴格的PFAS使用限制、強制性的產品標示、對企業的問責，以及對清理技術研發的公共投資。

結語：一場本可避免的危機

這場危機的核心教訓，不只是關於一種化學物質，而是關於當便利性、利潤和透明度之間的取捨被扭曲時，會發生什麼。PFAS的故事告訴我們，企業知情卻選擇沉默的代價，是數十年後由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公共衛生災難。

Amara Strandy在21歲之前去世了，她沒有機會知道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法律條文上。Lexi走過了她的癌症，Amy仍然帶著那些關於自來水和湖邊釣魚的記憶。法羅群島的孩子們帶著一半的抗體面對這個世界。

這些損害本可以避免。這是紀錄片反覆強調的一句話，也是這場危機最沉重的結論。現在採取行動，並不只是為了當代人，也是為了那些將透過母親的血液，在出生之前就已被這個世界的化學物質所觸及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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