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Hours Of Hunting Down Notorious Nazi War Criminals 對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展開的全球追捕行動,在各種秘密行動與大膽任務中逐步揭開序幕。對赫伯茨·庫庫爾斯(Herberts Cukurs)、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與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等人的追捕,展現了縝密的計畫、間諜行動,以及對正義不懈追求的決心。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特工、記者與獨立調查人員追蹤藏匿於南美洲的逃亡者,揭露多年來協助納粹逃避審判的隱秘網絡與庇護場所。
二戰結束後,數千名納粹戰犯逃脫了紐倫堡審判的制裁,他們通過「老鼠線」逃往南美洲,在那裡開始了新的生活。然而,正義的追求者們從未停止過對這些戰犯的追捕。本文將深入探討三個震撼世界的納粹獵人案例,揭示在冷戰背景下,以色列摩薩德特工和勇敢的納粹獵人夫婦如何將這些逃脫制裁的戰犯繩之以法。
1964年夏季,在巴西聖保羅的陽光海灘上,一個看似平凡的中年男子正享受著悠閒的退休生活。然而,這個人就是被稱為「里加劊子手」的赫伯特·祖克斯,一個對數千名拉脫維亞猶太人的滅絕負有直接責任的納粹分子。
祖克斯在拉脫維亞與當地納粹分子合作,殘酷屠殺了包括兒童、老人和婦女在內的無辜平民。戰後,他成功逃脫了制裁,在巴西重新開始生活,經營著船隻租賃和水上飛機服務。
1964年9月1日,在巴黎的一個秘密會議室裡,摩薩德特工安東·昆澤爾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與之前綁架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不同,摩薩德這次決定直接處決祖克斯,以震懾世界各地仍在逍遙法外的納粹分子。
昆澤爾的父母都死於大屠殺,這讓這項任務對他而言具有深刻的個人意義。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並開始了精心的準備工作。
昆澤爾化名為奧地利商人,偽裝成一名前納粹軍官,聲稱要在巴西發展旅遊業。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外貌,並在歐洲各地建立了新的身份背景。
抵達巴西後,昆澤爾很快找到了祖克斯,並僱用他進行觀光飛行。通過展示財富和商業聯繫,昆澤爾成功引起了祖克斯的貪婪。更關鍵的是,當祖克斯向他承認自己被稱為「戰犯」時,昆澤爾假裝自己是在東線戰場受傷的德國軍官,進一步贏得了祖克斯的信任。
昆澤爾引誘祖克斯前往烏拉圭蒙得維的亞,聲稱那裡有新的商業機會。摩薩德組建了一支由四名特工組成的行動小組,並進行了嚴格的近身格鬥訓練。
1965年2月23日,在蒙得維的亞一個偏僻的房屋裡,摩薩德特工對祖克斯發起了襲擊。儘管祖克斯奮力抵抗,但最終被擊倒,並被開兩槍擊中頭部身亡。特工們將屍體放入一個大箱子,並附上一張紙條,譴責他對3萬名里加猶太人的謀殺罪行。
12天後,祖克斯的屍體被發現,消息迅速傳遍全球。這次行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60年4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郊區,一個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的中年男子正過著平靜的家庭生活。然而,這個人就是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策劃者阿道夫·艾希曼,他對數百萬猶太人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
一位盲人猶太鋼琴調音師的女兒曾與艾希曼的兒子約會,她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家庭的異常,並向以色列情報機構提供了關鍵線索。這個看似偶然的發現,為後來震驚世界的綁架行動埋下了伏筆。
摩薩德特工茲維·阿哈羅尼被派往阿根廷進行秘密調查。通過精心的監視和秘密拍攝,他比對了艾希曼的左耳特徵(如同指紋一般獨特),最終確認了目標的真實身份。
當確認消息傳回以色列時,總理戴維·本-古里安做出了一個歷史性決定:將艾希曼活捉回以色列接受公開審判,讓全世界重新認識大屠殺的恐怖。
摩薩德指揮官拉菲·艾坦組建了一支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特工團隊。對於許多家人死於大屠殺的特工來說,這不僅是一項任務,更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特工們持假護照抵達阿根廷,租下了一處安全屋,並開始詳細監控艾希曼的日常作息。他們發現艾希曼每天都會乘坐202路公交車回家,這為綁架計劃提供了完美的時機。
1960年5月11日晚,綁架行動正式開始。特工們在艾希曼下車回家的路上設伏,然而艾希曼當晚沒有乘坐常規公交車,這讓所有人都緊張不已。
當艾希曼最終乘坐另一輛公交車抵達時,特工們迅速行動。茲維·馬爾欽上前與艾希曼搭話,當艾希曼試圖反抗並尖叫時,其他特工迅速將他制服並塞進汽車。
在安全屋中,艾希曼最初堅持自己是里卡多·克萊門特,後又改口稱奧托·海尼格。特工們通過比對他的黨衛軍號碼和身體識別疤痕,最終迫使他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儘管他仍然否認參與大屠殺。
由於特殊航班的延誤,特工們與艾希曼在安全屋中共處了八天。在這段時間裡,艾希曼被迫簽署了一份聲明,表示自願返回以色列。
1960年5月20日,艾希曼被偽裝成生病的以色列航空機組人員,注射鎮靜劑後被帶上飛機。飛機在起飛前遭遇了延誤和阿根廷移民局的檢查,但最終成功起飛。
這架飛機在沒有中途加油的情況下,成功飛越了大西洋,先抵達非洲達喀爾,隨後飛往以色列。
艾希曼的被捕震驚了全世界,並將大屠殺重新帶入公眾視野。在以色列的法庭上,艾希曼的辯護詞是「我只是奉命行事」,但這種辯護被法庭駁回。
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絞死,屍體被火化,骨灰撒入以色列領海外的海中,確保不會成為納粹分子的朝聖地。
1971年9月,在慕尼黑法院外,一位年輕的德國女性貝亞特·克勞斯菲爾德正在激烈抗議撤銷對納粹戰犯克勞斯·巴比的訴訟。她與丈夫塞爾日·克勞斯菲爾德共同承擔起了追捕這位「里昂屠夫」的使命。
塞爾日的父親死於大屠殺,而貝亞特作為德國人,深感有責任為納粹的罪行贖罪。這對夫婦的結合,象徵著德法兩國人民對正義的共同追求。
克勞斯·巴比是前蓋世太保里昂分部頭目,對數千名法國猶太人的迫害和謀殺負有直接責任。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是1944年4月7日,他下令清空伊西亞孤兒院,逮捕並驅逐了44名猶太兒童,這些孩子後來全部在集中營中遇害。
貝亞特向檢察官提供了新證據,證明巴比完全知道被驅逐的猶太人將被殺害。一位律師作證稱,巴比曾冷血地說:「被驅逐或被槍殺,都是一樣的。」基於這些新證據,檢察官同意重啟案件。
檢察官向貝亞特提供了一張玻利維亞商人的照片,此人疑似巴比。法國警方非官方確認照片中的人就是巴比。
克勞斯菲爾德夫婦發現,巴比在二戰後曾受美國情報部門僱用,後在1951年通過「老鼠線」逃往南美洲,最終定居玻利維亞。他在那裡化名克勞斯·阿爾特曼,利用其蓋世太保經驗為獨裁政府提供諮詢,甚至涉嫌販賣軍火。
1971年,克勞斯菲爾德夫婦接到來自秘魯利馬的電話,稱克勞斯·阿爾特曼就在那裡。貝亞特立即飛往利馬,公開要求引渡巴比。
秘魯當局為避免國際事件,將巴比驅逐出境,但巴比成功逃回了玻利維亞。
貝亞特前往玻利維亞拉巴斯,開始了長期的抗爭。她向媒體和政府官員公開巴比的真實身份和罪行檔案,多次被捕但因擔心引起更多媒體關注而被釋放。
最令人動容的是,貝亞特與三名被巴比逮捕的兒童的母親本-吉吉夫人一起進行抗議,她們將自己鎖在長凳上,這一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克勞斯菲爾德夫婦甚至計劃綁架巴比並將他偷運到法國。塞爾日前往智利,與前革命家雷吉斯·德布雷會面,後者同意提供幫助。他們支付了5000美元購買汽車,但由於意外的汽車事故,綁架計劃最終失敗。
1981年8月,玻利維亞發生政治變革,親民主政府上台。《紐約時報》記者在科恰班巴追蹤巴比的報導,進一步加大了對巴比的國際壓力。
克勞斯菲爾德夫婦成功說服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支持引渡巴比。玻利維亞政府最終以巴比拖欠1萬美元債務為由將其逮捕,並撤銷了他的玻利維亞公民身份。
1983年,巴比被驅逐出玻利維亞,並被送往法屬圭亞那,隨後被引渡到法國里昂。在法庭上,塞爾日·克勞斯菲爾德作為檢察官團隊的一員,親自參與了對巴比的起訴。
1987年7月4日,巴比被判有罪,判處無期徒刑。即使在法庭上,巴比仍然毫無悔意,這讓所有人都見證了納粹分子的冷血本質。
1994年初,ABC新聞製作人哈里·菲利普斯在阿根廷檔案館中調查納粹戰犯時,意外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他與研究員達利拉·赫布斯特合作,原本在追蹤化名胡安·馬勒的萊因哈德·科普斯。
巴里洛切是阿根廷安第斯山脈中的一個德國小鎮,戰後成為許多德國移民和前納粹分子的避風港。科普斯曾幫助數千名納粹通過「老鼠線」逃往南美洲,自己也在這裡過著隱匿的生活。
在調查過程中,達利拉在巴里洛切的一家書店裡發現了一本關於當地歷史的書,其中提到了埃里希·普里布克。進一步調查發現,普里布克是蓋世太保羅馬分部的二把手,參與了震驚世界的阿爾迪蒂內洞穴大屠殺。
1944年,為報復33名德國士兵被游擊隊炸死,普里布克參與處決了335名意大利平民,包括猶太人、兒童和老人。戰後,他於1948年通過「老鼠線」逃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隨後定居巴里洛切,將名字從「Erich」改為「Erico」。
達利拉假扮成對在巴里洛切開設熟食店感興趣的女商人,與普里布克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普里布克在會面中表現得像一位和藹的祖父,但當達利拉提到柏林時,他承認自己來自那裡。
當達利拉直接問他是否在戰爭中殺過人時,他否認了,聲稱自己只是德國駐羅馬大使館的軍官。會面結束時,普里布克甚至親吻了達利拉的臉頰,這讓她感到震驚和厭惡。
ABC新聞團隊決定同時曝光科普斯和普里布克。1994年3月28日,主播山姆·唐納森抵達巴里洛切,開始了這場歷史性的新聞行動。
團隊首先在科普斯家外守候,當科普斯出現時,唐納森在一家藥店外成功攔截了他。面對照片和質疑,科普斯最終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並承認曾幫助納粹逃亡。為了轉移注意力,他主動向唐納森透露了普里布克的名字和身份。
四小時後,ABC新聞團隊在普里布克工作的德國學校外守候。當普里布克準時在12:01走出學校時,唐納森立即上前進行採訪。
在這場歷史性的採訪中:
ABC新聞的報導播出後,在阿根廷和意大利引起了巨大反響。普里布克在數天內被捕,科普斯則逃往智利。
經過一年半的法律鬥爭,普里布克被引渡回意大利受審。雖然他最初因「奉命行事」的辯護而被釋放,但在公眾憤怒的壓力下,他被重新逮捕,並在兩次上訴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三個案例展現了不同的正義追求方式:摩薩德選擇了直接的復仇,艾希曼案例體現了法律正義的力量,而克勞斯菲爾德夫婦則展現了民間力量的堅持不懈。
這些納粹獵人的故事提醒我們幾個重要教訓:
正義不會因時間而消逝:無論過去多少年,罪惡都不應該被遺忘或原諒。
「奉命行事」不是藉口:個人道德責任不能因為服從命令而免除。
記憶的重要性:正如本-古里安總理所擔憂的,我們必須確保大屠殺的歷史不會被遺忘。
國際合作的必要性:追捕戰犯需要各國政府、媒體和民間組織的共同努力。
儘管這些著名案例取得了成功,但仍有許多納粹戰犯逃脫了制裁。隨著時間的流逝,倖存者和見證人越來越少,但對正義的追求不應該停止。
現代的「納粹獵人」們繼續使用新技術和方法,追蹤那些仍在逍遙法外的戰犯。他們的工作提醒我們,無論罪行發生在何時何地,正義都不會過時。
這些故事不僅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對未來的警示。在當今世界仍然存在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的情況下,納粹獵人的精神告訴我們:
正如一位大屠殺倖存者所說:「我們追捕納粹戰犯,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未來。」
這些納粹獵人的故事將永遠激勵著我們,提醒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永遠不要停止對正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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