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Nick Fuentes? | PBD Podcast | Ep. 654 Patrick Bet-David 專訪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評論員 Nick Fuentes,他從一名大學生行動者逐漸崛起,成為網路上的保守派人物之一。 他們討論了他的政治歷程、與保守派體制之間的衝突、被平台封禁(deplatforming)的經歷、對移民與以色列的看法、過去的爭議事件,以及在 Charlie Kirk 紀念活動後的反思。
作者:Valuetainment 訪談整理|繁體中文版
這是一場發生在特殊時間節點的對話。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追悼會的隔天,Valuetainment 創辦人帕特·貝特-戴維(Pat Bet-David)選擇坐下來,與美國保守派運動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進行了一次深度訪談。
帕特是亞述裔美國人,基督徒,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以開放心態著稱。他坦言,他的律師勸他不要做這場訪談,他的投資人可能會皺眉,他的贊助商可能會撤離。但他說,正因如此,他更要做。
這篇文章,是對那場對話最完整的記錄與整理。
帕特選擇訪談尼克·富恩特斯,時機上頗具意義——就在查理·柯克遇刺後的隔天。他在查理的追悼會現場,有一對夫妻走近他,悄聲告訴他:「尼克已經停止說那個詞了。請把他請上你的節目。」帕特當時心想,這個時機也許正是對話的開始。
帕特開宗明義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我這輩子都願意和任何人談話。我沒有贊助商要失去,沒有投資人要討好。如果我們不繼續對話,我們只會更加仇恨彼此、彼此誤解、互相撕裂、不斷升高溫度。」
他希望這場訪談能讓人們真正了解,尼克·富恩特斯是如何從一個崇拜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自由意志主義少年,演變成今天這個充滿爭議的民族主義評論員。
尼克·富恩特斯出生於芝加哥郊區,義大利裔母親、墨西哥裔愛爾蘭裔父親,天主教家庭背景,祖母是鐵桿保守派,最崇拜的人是電台主持人馬克·列文(Mark Levin)。
他說自己從十二歲就開始對政治感興趣。那時,他在 YouTube 搜尋「私營部門是什麼」,搜尋結果出現了托馬斯·索維爾在胡佛研究所的訪談節目《非常知識》(Uncommon Knowledge)。從那一刻起,他便如飢似渴地閱讀自由意志主義經典——第一本政治書籍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他的母親在他告訴她這本書之後,把它放在了他的床上。
「我回到家,書就放在床上。我讀完了它。」
他在高中時代積極投入學生議會、模擬聯合國(Model UN)、演講隊。他描述自己成長的西泉鎮(Western Springs)和拉格蘭治(La Grange)一帶,是一個「被時間遺忘的地方」——白人、天主教、熱愛棒球、白色柵欄,幾乎不受進步主義浪潮影響。
高中時期,他在模擬聯合國擔任秘書長。在一次學習室討論中,他與指導老師——一位阿拉伯裔強烈親巴勒斯坦的教師——爆發了激烈衝突。當時他是親以色列立場,來自 Prager University 和 Breitbart 的保守派資訊塑造了他的世界觀。老師建議他閱讀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和沃爾特(Walt)合著的《以色列遊說集團》,他拒絕了。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因政治觀點與師長正面交鋒。
2015年,特朗普宣布參選。此前,富恩特斯一直是自由意志主義者,支持藍道·保羅(Rand Paul)和泰德·克魯茲(Ted Cruz)。他在高中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有節目,從一開始就報導這場大選。
他的轉捩點來自一張在網路流傳的選舉地圖:這張圖呈現了如果只有白人投票、只有男性投票等各種情境下,2012年選舉的不同結果。他由此意識到——移民政策的走向,將直接改變美國的政治版圖。
「黑人選民97%投給歐巴馬,亞裔75%投給民主黨,拉丁裔70%。如果非白人移民持續湧入,而他們幾乎清一色投票給民主黨,那美國政治的未來是可以預測的。」
他說,特朗普讓他理解了一件事:個人主義是抽象的,而政治是具體的。在奪取權力之前,什麼主義都只是空談。
2016年9月,富恩特斯進入波士頓大學就讀。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離開芝加哥。那個秋天,他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滿校園的外國學生、左翼意識形態主宰的校園氛圍、和他從小成長的那個「純粹美國」截然不同的城市風景。
「那種感受是:原來我從小長大的那片美國,正在滅絕。它就快消失了。」
他在校園裡幾乎找不到川普支持者。他和三四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波士頓芬威球場附近的「美味漢堡」(Tasty Burger)裡舉辦小型政治沙龍,討論約旦·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理查德·史賓塞(Richard Spencer)、史蒂芬·莫利尼歐(Stefan Molyneux)、賈爾德·泰勒(Jared Taylor)等人的思想,探討種族現實主義、西方沙文主義等當時在網路右翼圈興起的新思潮。
他特別強調,那個小圈子裡沒有幾個人是白人:有土耳其人,有一個來自澳洲的亞述裔基督徒,甚至還有一個俄裔猶太人。
富恩特斯在這個時期完成了他意識形態的根本轉變:從抽象的個人主義,走向具體的身份政治。
「自由意志主義者執著於個人與國家的抽象關係。但我開始相信,政治是具體的、特殊的——不是'美國人'這個抽象概念,而是真實的人,有他們的血統、文化和歷史。」
他以此為基礎,創辦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節目,強調的是民族主義,而非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
富恩特斯在大學時期認識了卡西·狄龍(Cassie Dillon),一位大衛線(Daily Wire)的研究員,當時仍是基督徒,後來改宗猶太教並嫁給了一位猶太人。正是透過她的引薦,富恩特斯在右翼廣播網 RSBN 獲得了主持節目的機會。
兩人的友誼在2017年3月宣告破裂。導火線是富恩特斯對本·夏皮羅(Ben Shapiro)的批評——他認為夏皮羅是「以色列優先」而非「美國優先」,並質疑美國為何要在財政上持續支援以色列。
狄龍的回應毫不客氣:
「你批評夏皮羅的方式是反以色列的、反猶的。我和你不在同一個運動裡了。」
隨後,Daily Wire 圈子裡所有認識他的人——包括艾略特·漢密爾頓(Elliot Hamilton)和亞倫·班德勒(Aaron Bandler)——全部在 Twitter 封鎖了他。
在這場決裂之前,引爆他立場轉變的是一個具體的政策事件:2016年底,歐巴馬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就以色列西岸屯墾區決議案中投票棄權,沒有行使否決權。右翼媒體一片撻伐,稱歐巴馬是「反猶主義者」。
富恩特斯深入研究後發現,自1967年以來,美國歷屆政府——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官方立場一直是反對以色列在西岸的平民屯墾。歐巴馬不過是延續了一貫政策。
「批評以色列政策就叫反猶,但批評 BLM 就叫種族主義,批評女權主義就叫性別歧視。這是同一種政治手段。」
決裂後不久,富恩特斯接到了 RSBN 老闆喬·希爾斯(Joe Seals)的電話,被告知:卡西·狄龍在過去兩週每天打電話給他,要求撤下富恩特斯的節目,並指控他的言論帶有種族歧視色彩。不久之後,左翼媒體監督機構 Media Matters 發表了針對他的第一篇批評文章。
富恩特斯強調,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前,他最「激進」的言論不過是為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辯護,主張激進伊斯蘭意識形態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而這,本是卡西·狄龍自己也支持的立場。
2017年,富恩特斯前往華府保守派智庫「領導力學院」(Leadership Institute)參加為期兩週的就業培訓。第一天自我介紹,他說:
「法國不再是法國,巴黎不再是巴黎,美國不再是美國。大規模移民正在改變美國的本質。我想保存美國歷史上一直以來的樣子。」
這番話惹怒了黎巴嫩裔女性講師,她悄悄把他的申請表丟進垃圾桶,但沒有告訴他。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完成了兩週培訓。
最後一天凌晨三點,宿舍公共區域裡,一群年輕人圍坐閒聊政治。一位名叫艾蜜莉·福克納(Emily Faulkner)的女性——今日已是知名反墮胎倡議者——悄悄拿出手機錄音,然後刻意提問:
「你是說,和黑人發生性關係跟和狗發生性關係是一樣的?」
富恩特斯的回答是:不完全一樣,但他認為兩者都是「墮落的」。
這段錄音被傳給了卡西·狄龍,狄龍轉傳給了保守派帳號「里根營」(Reagan Battalion),隨即在 Twitter 引爆,並被本·夏皮羅轉推,附上「令人憂慮」的評語。
帕特現場播放了這段影片。畫面昏暗,只能看到螢幕的一角。他看完後說:
「這有點種族主義。」
富恩特斯直接回答:「我同意。」
但他接著補充了脈絡——這是凌晨三點的私下談話,是一場被設局的錄音,而他不打算道歉,因為他認為整件事是政治操作。
富恩特斯指出,本·夏皮羅在18、19歲時曾在 Town Hall 發表文章《「移轉」不是一個骯髒的詞》(Transfer Is Not a Dirty Word),文中主張將巴勒斯坦人從猶地亞、撒瑪利亞、加薩及以色列本土「遷出」,並稱這是「醜陋但唯一的解決方案」。
「這按定義就是種族清洗。但他從來沒有被取消。我在私下說的一句話被秘密錄音,卻毀了我的職業生涯。這就是選擇性執法。」
帕特回應說,2003年的政治氣候與今日截然不同,那篇文章當時也許有80%的美國人會認同。他也強調,應該對兩人的年輕言論保持一定程度的寬容與諒解。
查理·柯克遇刺的消息,對富恩特斯造成了巨大衝擊。他坦言,第一個反應是恐懼——因為一年前,他自己在直播節目進行中,也有人持槍闖入他家門口,試圖殺害他。
「他在外面,在公開場合,就這樣被打倒了。這讓我意識到,我們每一個做這件事的人都面臨真實的危險。」
富恩特斯承認,他不喜歡柯克,也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他的頻道一直是柯克的對立面,他的追隨者甚至把 TPUSA 稱為「Talking Points USA」。
但在柯克去世後,他看到了洶湧的哀慟——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在守夜現場流淚,那種悲傷是真實的。他開始重新審視柯克這個人:
「他是一個工作狂。我尊重這一點,因為我在努力工作這方面紀律性非常差。他激勵了我。」
他也說,讓人們真正感動的,不是柯克在政治辯論中的表現,而是他對基督教信仰的堅定見證——關於婚姻、道德、十字架上的犧牲。
「人們不會記得他說過什麼關於共和黨的話。他們記得的,是一個在公開場合誠摯宣揚信仰的人。」
帕特問富恩特斯:聽到「降低溫度」這個說法,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富恩特斯的答案耐人尋味:
「我不認為問題在於溫度或強度。問題在於愛與恨。我們應該以高強度去戰鬥,但要帶著愛去戰鬥——不只為自己的朋友,也為敵人、為整個國家尋求善意。」
他也引用了天主教告解中對「誡命」的反思:在「不可殺人」這條誡命之下,包含了誹謗、謊言、詆毀——因為這些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殺害。
帕特展示了他珍藏多年的《力量與對抗》(Power Versus Force)一書中的意識層級圖,從「羞恥、罪惡感、冷漠、憤怒、驕傲」逐步走向「勇氣、中立、接受、理性、愛」。他說,他相信查理·柯克已抵達「理性與愛」的境界。他希望富恩特斯,也能走到那裡。
帕特向富恩特斯提出了一個直接的問題:「你認為應該讓更多像我這樣的人——中東裔基督徒移民——來到美國嗎?」
富恩特斯的回答比外界想像中更為細緻:
「我不反對移民這件事本身。如果每年帶進三十萬個像你這樣聰明、有生產力的人,我不一定有問題。問題是:過去三十年,我們每年帶進兩三百萬人。外裔人口翻倍。從1990年至今,我們帶進了五六千萬人。那太多了。」
他以邁阿密為例,說那裡感覺更像哥斯大黎加,而非美國。他也提到明尼阿波利斯市長用索馬利亞語打廣告、警徽改用阿拉伯文。他認為,當一個社會喪失共同語言、宗教和文化,就無法再稱之為一個國家。
在領導力學院深夜談話的脈絡之外,富恩特斯在正式訪談中也再次被問及異族通婚。他說:
「我個人不贊成異族通婚。這與我的價值觀相悖。我想要一個白人妻子。我想要白人孩子。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帕特說:「那有點種族主義。」
富恩特斯回答:「我同意。」
帕特問:猶太人和穆斯林,哪一個群體更讓你擔憂?
富恩特斯毫不猶豫地回答:「猶太人。肯定。」他的理由是:他們更強大,在金融、好萊塢、媒體、政治中的影響力遠超穆斯林群體。
他進一步解釋,猶太人是一個「跨國實體」——他們的猶太身份超越了地域身份,使得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猶太人能夠彼此協作。他援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崛起為例。
他的核心論點是:在一個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基礎的開放社會中,如果某個群體以自身族裔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就會造成民主系統的扭曲。他以美國對以色列的長期援助和伊拉克戰爭的政治動員為例。
帕特並不認同這個框架。他說,他看到猶太社群的成功,第一反應不是恐懼,而是欽佩,就像他欽佩摩門教徒和山達基教徒的內部凝聚力一樣。
「我希望亞述人也能這樣。我從來沒有收到過亞美尼亞總理的邀請函。我覺得他應該邀請我去。」
他也說,如果美國政治人物接受了某些政策立場,責任在於那些決策者,而非以色列。他還分享自己曾收到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邀請,但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前往,帶上牧師和拍攝團隊,既去耶路撒冷,也去加薩。
富恩特斯最終也承認,猶太人在文化、藝術、科學和經濟上的貢獻是真實且巨大的。他的擔憂不是針對猶太人個體,而是針對當每個族裔群體都以自我利益優先時,美國的公民共同體將走向何方。
帕特在訪談末段,以長輩的語氣給了富恩特斯一些建議。他說,他看了《力量與對抗》中的意識層級,他相信富恩特斯目前處於「憤怒與驕傲」的層次,但他有潛力走得更遠。
他說,一個27歲、有著大量年輕追隨者的公眾人物,有責任成為更好的榜樣——就像他自己成長時,也曾受到某些人的影響,有好的,也有壞的。
富恩特斯表示,他願意接受這個提醒:
「我也在勸我的追隨者不要trolling,不要邊緣化表演。我同意,你說的是對的。」
他承認,許多他後悔說過的話,都是在直播激情發言時,被憤怒帶著說出口的。他說,他在努力讓自己的言論更理性、更真誠,少一些情緒驅動。
至於未來,他說自己可能有一天會考慮競選公職。帕特聽了之後說,他很高興聽到這個可能性,並說他希望未來能繼續和富恩特斯對話——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在接下來的五年、十年、二十年。
這場訪談不是一場辯論,也不是一場審判。帕特沒有試圖「打敗」尼克·富恩特斯,富恩特斯也沒有試圖說服帕特接受他的世界觀。
它是一場罕見的對話——兩個在政治氣候最撕裂的時代,選擇坐下來、彼此聆聽的人。
帕特在開場說得最清楚:
「如果我們不繼續學習彼此,我們只會繼續仇恨、繼續誤解、繼續分裂、繼續把溫度推高。不。我想知道他是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富恩特斯的故事,是社群媒體時代一個年輕人政治化過程的縮影——充滿激情、犯了錯、被攻擊、被取消、反擊、繼續走。無論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了解他如何從崇拜托馬斯·索維爾走到今天,是理解當代美國右翼生態不可迴避的一課。
而查理·柯克的猝然離世,讓這場對話多了一層沉重的底色:當我們某天猝然而終,人們記得的,究竟是我們說了什麼,還是我們選擇如何去愛?
本文根據 Valuetainment 播客訪談內容整理,保留原始觀點,僅進行結構化編輯,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 Website www.teslabook.me
📡 Telegram t.me/eaglenet1776
@2025尼古拉特斯拉圖書館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