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Letby Scapegoat 這部於2025年7月30日發布的紀錄片，揭露了2023年新生兒護理師 Lucy Letby 定罪案件背後令人震驚的真相。影片主張，她極有可能被錯誤地歸咎於 Countess of Chester Hospital 發生的一系列重大醫療失誤。 本片由 Gareth Icke 進行多場深度訪談，內容集結吹哨者、政治人物、統計學家、記者與研究倡議者的觀點，齊聲呼籲伸張正義。這部由 Ickonic 製作的紀錄片，揭示了存在缺陷的證據、具誤導性的統計數據，以及被壓下的報告，指向可能的體制掩蓋與醫療管理失當。 影片強調，這將是一部有機會讓露西・萊特比重獲自由的重要作品。 同時，它也大膽呼籲大眾重新審視既有敘事、追尋真相，並糾正這起令人震驚的司法不公。邀請你立即觀看、廣泛分享，並加入推動問責的行動。也可訂閱 Ickonic，持續關注更多追尋真相的內容 📢
 

露西·萊特比：替罪羊？一場可能改寫英國司法史的冤案

前言

2023年，英國新生兒護士**露西·萊特比（Lucy Letby）**被判在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謀殺7名嬰兒，並企圖謀殺另外6名嬰兒，隨即成為英國史上最受矚目的刑事案件之一。

然而，判決宣布後，一群政治人物、家長、統計學家、告密者與記者開始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提出的問題只有一個：露西·萊特比，是兇手——還是一個破碎體制的替罪羊？

本文根據紀錄片的內容整理而成，帶你深入審視這樁案件背後的三大異常、醫院的系統性失敗，以及英國司法體系令人憂慮的結構性缺陷。

一、定罪之後，質疑之聲隨即浮現 [00:01:01]

從情緒反應到理性反思

當定罪消息透過媒體傳遍全國，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憤怒與震驚——這是人之常情。紀錄片中，一位發言者坦言，她當時的反應「完全出於個人情感」，但事後深感後悔，因為她只是照單全收了媒體的報導，從未真正審視證據。

促使她改變看法的，是一篇來自**《紐約客》的深度報導。這篇文章在英國受到限制，無法直接存取。政治人物大衛·戴維斯（David Davies）**在議會公開宣布此事後，她透過VPN花了整整一個晚上閱讀全文。

「讀完之後，我完全震驚了。我心想：知道這一切之後，他們怎麼能起訴一個人？他們怎麼能甚至考慮這樣做？」

這篇文章揭露的內容，是政府不希望英國公眾看到的——而正是這些被刻意隱瞞的資訊，讓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這，是否是「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司法不公之一」？

二、案件的三大核心異常 [00:04:13]

第一：定罪完全建立在間接證據之上

沒有任何人親眼目睹露西·萊特比傷害任何嬰兒。

整個案件的定罪，完全依賴間接證據拼湊而成。她的同事們一致認為她是一位「有能力且有愛心」的護士，部分同事至今仍公開支持她。

在一個如此嚴肅的謀殺審判中，「沒有直接目擊證人」這一事實，理應引起法庭的高度謹慎——然而顯然並未如此。

第二：具有嚴重誤導性的值班圖表

審判中，控方向陪審團展示了一張圖表，顯示在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間，每當有嬰兒死亡或病情惡化時，哪位護士正在值班。圖表的視覺效果極具衝擊力，彷彿在說：「每次出事，露西·萊特比都在場。」

然而，統計學家**理查德·吉利斯博士（Dr. Richard Gillis）**一眼看穿了其中的問題：

「那張圖表根本就是一個假象，甚至是一個謊言。它只顯示了法庭審理的案例——既然案件是因為她值班才被納入起訴書，那麼『她當時在場』本就是必然結論，根本不具任何統計意義。」

更關鍵的是，圖表的小字腳注聲稱列出了「所有可疑事件」——但事實上，有10個專家認定可疑的事件被刻意遺漏，原因顯而易見：那些時候，萊特比並不在班。

法庭完全沒有考量她下班時發生的案例，而那些案例佔該時期死亡嬰兒總數的一半以上。

第三：專家證詞與驗屍結果的直接矛盾

定罪的關鍵醫學證據，來自一位主動請纓向國家犯罪局提供意見的退休兒科醫生杜威·埃文斯博士（Dr. Dewey Evans）。他就嬰兒如何「可能死於萊特比之手」提出了一系列「假設性的、高度推測性的主張」。

然而，案發當時，驗屍官已對每一位嬰兒進行了完整的屍體解剖，結論均為——自然死亡。

一份後來的審判中的「確鑿證據」更加令人震驚：一位顧問醫生在法庭上作證稱，他曾走過一間病房，看到萊特比站在病危嬰兒旁邊「無所作為」，這是一個「危險訊號」。然而，事後曝光的電子郵件顯示，這位醫生當時親筆寫下的記錄是：「我被露西·萊特比叫到房間，她提醒我一個孩子病情危急。」

法庭證詞與當時書面記錄完全相反——這，被多位倡議者視為要求重審的「確鑿證據」。

三、荷蘭護士露西亞·德·伯格案：驚人的歷史重演 [00:05:35]

一模一樣的敘事結構

理查德·吉利斯博士之所以對萊特比案格外敏感，是因為他曾親身參與了一宗幾乎如出一轍的案件：荷蘭護士**露西亞·德·伯格（Lucia de Burgh）**案。

兩案的核心敘事驚人地相似：一間醫院出現「無法解釋的死亡高峰」、一位護士「每次出事都在現場」、以及對統計數據和間接證據的高度依賴。

案件時間線

2003年，露西亞·德·伯格首次被定罪，依據是一位統計學家在法庭上宣稱：她出現在如此多可疑事件現場的概率，僅有三億四千二百萬分之一。這個數字在法庭上引發震驚，甚至讓原本持懷疑態度的記者也相信了她的罪行。

2004年，上訴後控方放棄統計數據，改以「有力的醫學證據」重新起訴，露西亞再次被判有罪。

2005年，告密者開始出現，揭示法庭的推理雖然表面上不再使用統計數字，但「統計邏輯依然非正式地滲透其中」——陪審團只是直覺地看著那份數據表，心想：「她每次都在，這很奇怪。」而這，本質上依然是統計判斷。

吉利斯博士因此大感憤怒，加入了長達五年的為露西亞爭取公正新審判的運動。

2010年，露西亞·德·伯格終於獲判無罪釋放。

「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之一。」——理查德·吉利斯博士

看著萊特比案的發展，吉利斯博士認為自己正在目睹歷史的重演——一次系統性替罪羊機制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回響」。

四、醫院的系統性失敗：真正被掩蓋的醜聞 [00:10:51]

升級卻未準備好的新生兒病房

2015年，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的新生兒病房被升級，開始接收「極度脆弱的早產兒」。然而，這些高危嬰兒原本應當被轉介至利物浦婦女醫院等三級新生兒重症監護專科。

最關鍵的數據是：萊特比離開後，「死亡人數驟降至幾乎為零」這一說法，表面上極具說服力——但實際上是因為病房再次被降級，不再允許接收極度脆弱的嬰兒。

一旦病房恢復收治這類高危嬰兒，死亡率便隨之上升。事實上，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新生兒病房最高死亡率出現在2019年——遠在萊特比離任之後。

雙胞胎與三胞胎的致命疏失

起訴書中，三分之二的嬰兒是雙胞胎或三胞胎，且均患有「嚴重的已知併發症」，包括「雙胞胎輸血綜合症（TTTS）」——這是一種一個胎兒的血液循環被另一個胎兒「奪走」的高危狀況。

這些嬰兒的母親，許多人的產前護理原本是在利物浦婦女醫院進行的。那麼，為什麼分娩時會出現在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這個事實上僅具備一級水平的病房？

「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我們在問。但我們也不知道答案。」——理查德·吉利斯博士

醫療能力嚴重不足

病房的問題，並不僅限於接收了超出能力範圍的嬰兒。紀錄片中揭示，該病房存在多項嚴重的管理與醫療問題：

• 即將退休的資深顧問醫生**吉布斯醫生（Dr. Gibbs）**投入度明顯不足
• 初級醫生在技能不足的情況下進行插管與導尿管置入，多次嘗試，造成感染與受傷的風險
• 皇家兒科醫師學院受院方委託進行檢查後，明確得出結論：問題出在醫院本身，而非一名護士在連環殺嬰

假單胞菌感染與政治壓力

醫院還試圖掩蓋「假單胞菌（Pseudomonas）」感染問題。這種感染不僅存在於新生兒病房，而是蔓延至整個醫院。辯護律師曾試圖在審判中提出此點，卻被法庭以「與嬰兒死亡無關」為由壓制。

在政治層面，有分析人士指出：案件發生時正值選舉年，政府最不願看到的，就是NHS因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的系統性失敗而在選戰期間被大肆曝光。

「連環殺手，公眾會說：『這是背地裡發生的，你也無能為力。』但一個NHS醜聞，是擺在你面前的，你本應該知道、本應該阻止。這在政治上是致命的。」

五、英國司法體系的結構性困境 [00:27:43]

錯誤定罪的規模遠超想像

理查德·吉利斯博士指出，根據各方估計，英國因重罪而被定罪的人中，約有5%至10%是無辜的。這一比例在「涉及強烈情感、缺乏直接證據的嚴重案件」中尤為突出——而護士謀殺嬰兒案，恰恰完全符合這一描述。

監獄長與獄警私下的評估，往往也印證了這一數字。

CCRC與上訴法院的雙重失靈

**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CCRC）**是英國為錯誤定罪提供申訴渠道的機構，但近年來因表現不佳而遭到「公開嘲笑與批評」。

即便CCRC認定某案件存在疑點，並將案件轉交上訴法院，後者的處理方式同樣令人憂慮——它傾向於「尋找某個過去判例中的技術性法律裁決」來拒絕上訴，而非認真審視案件的實質問題。

「英國議會制定法律，但法官詮釋法律。英國奉行判例法，這意味著法官實際上也在創造法律。許多愚蠢的先例被一再援引，成為上訴法院拒絕案件的便捷工具。」——理查德·吉利斯博士

他建議，英國議會應主動介入，透過修法強制上訴法院更認真地對待CCRC的建議。

信任的全面崩塌

「英國司法的聲譽已經蕩然無存。沒有人再相信它了。我曾經相信——警察、司法體系、法官、議員、皇室——我從小被教導要相信這一切。但現在，我一個都不相信了。」——紀錄片發言者

六、媒體傳播的困境與正義的遲緩 [00:33:05]

碎片化時代的資訊傳播

即便越來越多的疑點被揭露，信息的傳播速度依然「非常、非常緩慢」。原因在於，現代媒體環境已高度碎片化——過去那種「全國人民昨晚都看了同一個節目」的共同媒體經驗已不復存在。

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資訊泡泡裡。許多人根本不看新聞，不讀報紙，不上YouTube，消息的傳遞必須同時在無數個平台上同步進行，難度遠比過去高出許多。

主流媒體的遲來關注

《每日郵報》與《電訊報》是目前對萊特比案報導相對積極的主流媒體，但整體而言，主流媒體的關注仍然遠遠不夠。反倒是替代媒體平台與社群媒體上的倡議聲音，構成了目前推動案件重審的主要動力。

七、呼籲正義：一位護士的困境與一個體制的責任 [00:32:13]

紀錄片的最終訴求，指向了一個清晰的核心：

露西·萊特比，是一位年輕、充滿熱忱、關心患者的護士。她曾多次發出警報，試圖提醒醫院管理層新生兒病房存在的問題——但沒有人聽她說話。反而，她「成了問題本身」。

「當你出身普通、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年輕女性，而你敢於發聲，你就會變成那個被怪罪的人。」

如今，她身處單獨監禁之中，面對的是終身監禁的判決——而支持者認為，這一切建立在一疊「有缺陷的統計數據、偽造的圖表，以及醫院刻意隱瞞的系統性失敗」之上。

「如果我們所有人團結起來，一起發聲和運動，我相信她會被釋放。」——莎拉（Sarah）

結語：紙牌屋上的定罪

「露西·萊特比的定罪建立在一座紙牌屋上——有缺陷的統計數據、偽造的圖表，以及一間醫院被掩蓋的失敗。她是一個破碎體制的替罪羊嗎？」

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在此刻給出最終答案。但它值得被認真追問。

一位統計學家、一位告密者、一位政治人物、一位家長、一位記者——他們來自不同背景，卻在審視同一批證據後，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疑慮。歷史已有先例：荷蘭的露西亞·德·伯格，等待了七年，才等到遲來的無罪。

英國，會讓這一段歷史重演嗎？

本文根據紀錄片《露西·萊特比：替罪羊？》的逐字稿及相關資料整理撰寫，所有引用均來自片中受訪者的陳述。本文立場僅呈現紀錄片製作者及受訪者的觀點，並非對案件做出法律判斷，讀者應結合多方資料進行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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