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Epstein Survivor Jena Lisa Jones 從受害者到倡導者:儘管經歷了巨大的痛苦與失望,珍娜·麗莎的經歷讓她渴望投身政治,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並清除腐敗。
作者按: 本文根據珍娜·麗莎(Jenna Lisa)的親身訪談逐字稿整理撰寫,內容涉及家庭暴力、性侵犯、毒品依賴及兒童性販賣等敏感議題,請讀者留意自身心理狀態。若您或您認識的人正經歷類似困境,請立即尋求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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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的陽光之下,隱藏著一段無數人不願直視的黑暗。珍娜·麗莎,一位在混亂與創傷中長大的女性,用她最真實、最赤裸的聲音,向世人講述了她如何從一個被剝奪童年的孩子,成長為愛普斯坦(Jeffrey Epstein)性販賣案的倖存者,並最終走上公開倡導之路。
她的故事不是一則勵志神話,而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社會系統的失職、權力結構的腐敗,以及無數被遺忘的孩子所承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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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娜·麗莎在訪談開始時這樣描述她的母親:
「我的早年,她是我的英雄,是我的一切。我們總是在一起。」
然而,這段短暫的溫暖在她五歲時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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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將她們從佛羅里達帶到紐約,與一名男友同居。那段日子成了珍娜·麗莎生命中第一段創傷的來源:男友會因為食物不夠熱而拿起鍋子毆打母親,將母親赤身裸體地扔到雪地裡,甚至禁止年幼的珍娜·麗莎出門營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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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夜,成為了她記憶中最難以磨滅的傷疤。
「他拿著槍,把槍塞到我手裡,尖叫著讓我殺死我的媽媽。那時我才五歲。」
這不僅僅是一次暴力事件——這是一個孩子被迫承擔成人世界最殘酷重量的瞬間。母女兩人最終逃離,回到佛羅里達,投靠祖父母。但珍娜·麗莎的試煉,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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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佛羅里達後,母親陷入了千禧年代席捲全州的處方止痛藥(阿片類藥物)濫用潮。她和朋友們開始「醫生購物(doctor shopping)」——輾轉多家診所取得重複處方,再到不同藥局填藥。
「那時藥局之間的系統還沒有聯網,她們就這樣一家換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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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娜·麗莎從九歲起,便開始扮演照顧者的角色。她睡在母親床邊,因為她害怕母親在昏睡中掉落點燃的菸蒂引發火災。她目睹母親的男友在家中過量死亡,被擔架抬走,而母親的神情卻平靜得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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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痛心的,是母親在藥物幻覺發作時的場景。在 911 事件後,電視上戰爭新聞不斷,母親開始幻覺自己即將「參戰」。
「她對著自己的鞋子講話,把鑰匙從車裡拔出來,在方向盤上寫字,像在留遺書。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她在產生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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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12 歲的珍娜·麗莎在母親房間裡發現了她寫給家人和自己的告別信,行李已經打包好。
「我坐在那裡讀那些信,心都碎了。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我們的生活已經糟糕到無法挽回。」
她開始對祖父母撒謊,因為母親常對她說:「你是唯一真正愛我的人。」 這句話,成了束縛她的鎖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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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珍娜·麗莎徹底變了。她從一個成績優秀的好學生,變成了憤怒、叛逆、逃課的問題少女。不是因為她變壞了,而是因為她太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我只是想要朋友,想要一個感到安全和被理解的地方,因為我的整個生活一直都是一團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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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結交了一個讓她感到「害怕」的朋友——但恰恰是那份恐懼,給了她一種扭曲的「保護感」。這段友誼將她帶入了抽大麻、喝酒、接觸更年長男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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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仍然是班上「最後一個」在性方面還沒有「進度」的人,被同學嘲笑為「聖母瑪利亞」。這種同儕壓力,開始讓她質疑自己的價值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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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期的一個平常週末,朋友邀請她去一群女孩的聚會。那裡的人開著玩笑,提到一個「老怪叔叔傑弗里(Jeffrey)」和「按摩」的事,語氣輕鬆,好像那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隨後,那群人中最受歡迎的女孩開口了:
「如果你們想去,可以去給這個怪老頭按摩,每個人賺 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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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在家連午餐錢都要從同學書包裡偷竊的 14 歲女孩而言,「200 美元」意味著什麼?那是她從未合法擁有過的安全感。
他們乘上了計程車,駛過西棕櫚灘的貧困街區,越過橋梁,抵達棕櫚灘島(Palm Beach Island)——那個充滿豪宅與財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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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豪宅後,帶她來的女孩告知她:「他可能會要你脫上衣,但你不用做任何不願意做的事。」——這句話,是在計程車上、已經到了一半的路程才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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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獨自進入房間。按摩桌旁有一個蛋型計時器。她告訴自己:只要撐過 30 分鐘,就沒事了。
然後,那個男人翻過身來。
「他的臉變了。那是一張瘋狂小丑的臉——他從一個走進來的普通人,變成了一個充滿興奮感的怪物。他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而我毫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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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娜·麗莎被性侵犯了。那一天之前,她甚至連親吻男孩都未曾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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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計程車上,珍娜·麗莎崩潰了——哭泣、過度換氣,完全無法控制。那個帶她來的女孩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把錢扔向她:
「閉嘴,你剛賺了 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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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她窒息的,是得知朋友被送回來,是因為「她發育太好,他不喜歡」。
珍娜·麗莎陷入了一種無法言說的孤獨:她不能告訴朋友發生了什麼,因為那會讓她感到羞恥;她不能告訴母親,因為母親根本不可能接住她;她更不能告訴祖母,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啟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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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深夜,那個女孩又帶著她們去了一家她說是「俱樂部」的地方——實則是脫衣舞夜總會。在那裡,珍娜·麗莎被帶進私人房間,被迫參與了一場性行為。
「我就是照著被告知的去做。我被噁心、困惑和迷失淹沒。我開始問自己:這就是正常嗎?這就是事情應該運作的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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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那短短的一天,奪走了我所有對生活的認知。我不再是之前的那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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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那個女孩再次聯繫珍娜·麗莎,告訴她傑弗里想再見她。珍娜·麗莎拒絕了。隨後,那個女孩換了一種方式說:
「如果你不想去,就幫他找一個人來,他會付你錢。」
在壓力、恐懼與無從抵抗的困境下,珍娜·麗莎做了一件她至今仍深感愧疚的事——她把朋友溫迪(Wendy)帶去了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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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因為我知道等待她的是什麼,但我還是把她帶去了。我對她撒了謊,就像他們對我撒謊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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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珍娜·麗莎透過愛普斯坦案的追蹤,重新與溫迪取得了聯繫。
「她沒有恨我。她沒有責怪我。但那份重量壓在我身上——因為我知道那對我來說有多糟糕,而我把她也帶進去了。」
這段罪惡感,將在往後數十年間,成為她內心最沉重的一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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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之後,我把男人和金錢連結在了一起。我只想要重新奪回控制權。」
16 歲,珍娜·麗莎開始在脫衣舞俱樂部工作,直到 18 歲。她強調,這不是「以性換錢」,而是一種在她當時的認知框架裡,唯一能讓她感到自己「擁有主動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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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喜歡過那份工作。我總是感到噁心,感到自我貶低。我曾經夢想成為醫生或律師,結果變成了為了生存而脫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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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 22 歲的男人——她朋友父親的朋友。她渴望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家」、一段安穩的生活。19 歲,她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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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美好」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丈夫透過金錢控制她的一切行動:
「他用金錢來控制和操縱我,讓我做任何他想要的事。你想帶孩子去公園?那你就得先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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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黑暗的事情隨之而來。
「我在半夜醒來,他正在強暴我。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她開始秘密計畫離開。在繼女高中畢業後,她終於提出分居。但丈夫隨即展開一系列報復——跟蹤她上班、在她的油箱裡倒防凍液、破壞她的汽車散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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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兄弟和朋友們因為不了解婚姻背後的真相,紛紛背棄了她。在他們眼中,她離開的是一段「完美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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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心寒的是,她患有自閉症的女兒回家後,一字一句地轉述了父親說過的話:
「爸爸說他要殺掉你。」
當她試圖尋求法律援助時,卻因為她曾經吸食大麻而被拒絕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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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故事最匪夷所思的一章,是七年前,她的母親搬去與前夫同居,至今仍住在那裡。這個選擇,讓珍娜·麗莎與母親徹底斷絕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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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珍娜·麗莎在滑動 Facebook 動態時,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一張年邁男人與柯林頓總統的合照。
那個人,就是「傑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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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聯繫了當初帶她去豪宅的那位女孩,得知對方早在 2008、2009 年就知道傑弗里因性侵未成年人被捕,卻從未告知她。
「她住在我家的時候,這些事都在發生,她卻從來沒有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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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她憤怒的是「甜心協議(sweetheart deal)」的內容:愛普斯坦在 40 名可被追究的未成年受害者中,只被起訴了一項罪名,服刑期間每週有六天可以外出工作放風。
「我的女兒們當時在棕櫚灘島上學拉小提琴。那裡離他的豪宅只有一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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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娜·麗莎開始瘋狂搜尋資訊,聯繫律師。多數人對她冷嘲熱諷,甚至直接掛斷電話。終於,她找到了代理愛普斯坦受害者的律師布拉德·愛德華茲(Brad Ed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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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在通話中問了她一個問題:
「是誰招募了你?」
這一個詞,「recruited(招募)」,讓珍娜·麗莎第一次從「被販賣受害者」的角度,理解了自己 14 歲那年發生的一切。
「我當時就哭了。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件事。」
那一次認知的重構,是她走向倡導之路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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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介紹她與《邁阿密先驅報》記者**茱莉·布朗(Julie Brown)**會面。在布拉德的辦公室裡,珍娜·麗莎第一次見到了另一位愛普斯坦倖存者——維吉尼亞·羅伯茨(Virginia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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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向我,直接給了我一個擁抱,說:我為你站出來而感到驕傲。我被震撼了——我還以為我們本來就應該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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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過程異常艱難。珍娜·麗莎在鏡頭前情緒崩潰,當記者詢問是否需要換日再談時,布拉德的搭檔直接說:
「這是她第一次向任何人講述這段經歷。她需要的不是時間,她需要的是你他媽的認真傾聽。」
茱莉·布朗的深度報導歷時超過一年,發布後引發巨大轟動。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希望——人們在聽,人們在憤怒,人們想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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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普斯坦被捕的消息傳來時,珍娜·麗莎正在一家教會工作。接到布拉德電話的那一刻,她淚流滿面。
「我們終於抓到他了。事情正在發生。人們在聽,他將在餘生中鋃鐺入獄。」
她最渴望的,是在法庭上直視那個男人的眼睛,親口告訴他:「你從我身上奪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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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個電話最終到來了——愛普斯坦在被捕後,死於監獄。
「我發簡訊給我一直聯絡的 FBI 女士。我只寫了一句話:『所以他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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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後來提供了一個讓倖存者公開發言的平台,珍娜·麗莎斷然拒絕:
「我要說的話,是對他說的,不是對著記者、法官或任何人說的。讓我們站上那個台,只是把我們當成政治工具和馬戲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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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普斯坦案隨後成為兩黨政治的棋子。
「我有民主黨人告訴我:『Jenna,我們支持你。』然後我看到總統說這是個騙局。然後他們又說這不是政治的,讓我們來幫你。然後又說這不是政治的,我們來做這個……你就是他們的政治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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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用我們的情緒作籌碼,利用我們每一個人,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遊戲而不斷讓我們經歷二度創傷。這是令人作噁的。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國家。」
珍娜·麗莎對整個政府體系徹底失去了信任:
「我眼看著其他國家有權勢的人被追究責任,而我們這裡,除了麥克斯韋,一個人都沒有被逮捕。我們是個笑話,徹徹底底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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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問到「如果愛普斯坦還活著,你想對他說什麼?」,珍娜·麗莎停頓了很久,然後說:
「你那天從我身上奪走了一切。 你為我的人生定下了基調。 你讓我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你讓我信任了不該信任的人。 你毀了我的朋友們。 我永遠也無法找回那份平靜。 我將永遠被你困擾。 而你,應該被我們所有人困擾。 我希望你他媽的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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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的最後,珍娜·麗莎被問到:她想對那些正在經歷類似處境的人說什麼?
她停頓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說:
「你感到孤獨,但你並不孤獨。 有很多人和你一樣經歷了這些。 你很堅強,你很美麗,你被愛著。 你的價值,遠遠超過他們能從你身上奪走的一切。 在你最黑暗的日子裡,請給自己一些寬恕—— 因為你,仍然在這裡。」
珍娜·麗莎的故事,不只是一個女人的個人苦難史。
它是一面照向社會結構的鏡子:一個在家暴中長大、被毒品依賴摧毀了的單親家庭、一個缺乏資源的貧困少女、一個被金錢與權力保護的施害者網絡、一個選擇「甜心協議」而非保護受害者的司法體系——這所有的失敗,疊加在一起,共同製造了一個 14 歲女孩被性侵犯,並在往後數十年間獨自承擔後果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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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那不可能發生在你的孩子身上。他不只是針對貧困家庭的孩子。棕櫚灘有來自好家庭、有愛的父母的女孩,同樣被他捲進去了。就像毒品一樣,永遠不要覺得那不可能發生在你或你的家人身上。」
珍娜·麗莎如今渴望投身政治,清理腐敗,為受害者發聲。她的故事提醒我們:正義,不只是在法庭上宣判的那一刻,更是在每一個孩子不再需要獨自撐起成人世界的那一天。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正在經歷性侵犯、家庭暴力或兒童性剝削,請聯繫當地相關機構或撥打專線尋求協助。每一個聲音,都值得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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