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labook » 看不見的教條：新自由主義的祕密歷史

The Invisible Doctrine The Secre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由 Peter D. Hutchison 與 Lucas Sabean 執導的這部 2025 年紀錄片《看不見的教條：新自由主義的祕密歷史》，邀請環保作家 George Monbiot 參與，揭示了新自由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自 1930 年代以來如何深刻影響經濟、政治與社會。影片從奧地利學派哲學家如 Hayek 與 Mises 在流亡時期的思想出發，追溯其如何透過智庫與隱秘資金，由富裕菁英在幕後推動與擴散，並在 1970 至 80 年代於 Reagan 與 Thatcher 時期迅速崛起，強調企業去管制、私有化，以及將競爭視為人類本性的核心理念。本片批判新自由主義導致貧富不均、氣候危機、威權主義抬頭與社會原子化，並指出其如何將公民轉化為消費者。透過影像、資訊圖表與深入分析，影片呼籲建立參與式民主，並探索替代方案，以終結這種「看不見的教條」。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其替代方案：一場關於我們時代的深刻剖析

前言

想像一下，蘇聯人民從未聽說過「共產主義」這個詞。這聽起來荒謬，但這幾乎正是我們今天所處的處境。當今時代最主導的意識形態，對大多數人而言，沒有名字。你若在街上提起它，得到的往往是一個茫然的聳肩：「那是什麼？」

這個沒有名字的意識形態，叫做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一、新自由主義：一個沒有名字的主宰力量 [00:01:10]

新自由主義的匿名性，既是其力量的症狀，也是其力量的根源。它已滲透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以至於我們不再將它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而是視之為一種自然法則——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彷彿天然如此，不可撼動。但它並非自然法則。它是被刻意構思、刻意推行的。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條包括：

將競爭視為人類的決定性特徵；把我們從公民重新定義為消費者，認為我們的選擇應透過買賣而非政治來行使；相信市場能夠自然篩選出贏家與輸家，最優秀的人終將脫穎而出，無能者自然沉底。在這套邏輯下，不平等不是問題，而是美德——它被視為能夠創造財富、並透過「涓滴效應」惠及所有人的機制。任何試圖縮小不平等、拉平社會的舉動，都被定義為道德腐蝕與墮落。

它的政策主張由此而來：減稅、放鬆管制、壓制並私有化公共服務、打壓工會，因為工會的存在會干擾市場「自然等級」的形成。

這套意識形態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引發或加速了當今幾乎所有重大危機：2008年金融海嘯、生態環境危機、兒童貧困、不平等惡化、離岸避稅、公共服務崩解，乃至新一代煽動性政客的崛起。而我們最大的盲點，是習慣將這些危機視為孤立事件，而未能認識到它們同源於一套連貫的意識形態。

二、資本主義的真實面目：掠奪、耗盡、離去 [00:07:16]

要真正理解新自由主義，必須先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起點，可以追溯至1420年代葡萄牙人殖民馬德拉島（Madeira）。「Madeira」在葡萄牙文中意為「木材」。殖民者抵達後，立即開始砍伐森林，創造出一片所謂的「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一塊空白的石板。他們從加納利群島、後來從非洲引入奴隸，從熱那亞和法蘭德斯引入資本，將馬德拉島打造成當時全球最大的糖產地。

然而，這份生產力的巔峰到來得快，崩潰得也快。糖產量在1506年達到頂點，此後二十年內下滑了80%。原因很簡單：煉製一公斤糖需要六十公斤木材，島上的木材已被消耗殆盡。馬德拉，耗盡了它的Madeira。

葡萄牙人的應對之策，奠定了此後資本主義最核心的運作邏輯：繁榮——衰竭——離去（Boom, Bust, Quit）。他們轉移到聖多美島，再到巴西沿岸，再到加勒比海各島，一路複製同一個模式。掠奪、耗盡、部分放棄，再尋找下一個邊疆。

這不是資本主義系統的「異常結果」。這就是系統本身。

然而，資本主義的真實面目幾乎從一開始就被「童話故事」所包裹。殖民者謊稱島上的森林毀於一場持續七年的天然野火，而非他們自己點燃的「資本主義火線」。1689年，**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論》中以哲學語言鞏固了這套神話：他宣稱世界最初是「美洲」，一片空白的無主之地；先到者只需「將勞動與土地混合」，便能確立永久的個人所有權。

問題在於：美洲從來不是無人之地。為了製造那塊「空白石板」，原住民被殺害或奴役。而那些地主，也並非靠自身勞動開墾土地——是他們的奴隸在混合勞動。洛克的理論，本質上是為奴隸主辯護的哲學文本。

「資本主義講述的那個『靠勤勞和創業致富』的童話故事，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宣傳妙計。」

這種掠奪性的殖民經濟從未結束。英國在兩百年間從印度掠奪的財富，以今日幣值計算高達45兆美元。而這套掠奪機制，如今以離岸銀行網絡的形式持續運作——讓財富得以從政府的視野中消失，逃脫稅收，延續著「以其他方式進行的殖民主義」。

當地球的資源日漸耗盡，資本主義已將目光投向深海、小行星，乃至其他星球。它正在尋找下一個邊疆。

三、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從邊緣到佔領整個政治光譜 [00:15:54]

「新自由主義」一詞於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主要思想奠基者是奧地利流亡學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他們將羅斯福新政和英國福利國家視為與納粹主義、共產主義處於同一光譜的「集體主義威脅」。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主張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必然走向極權主義。

這些思想迅速被一批富有的贊助者所採納，他們視新自由主義為擺脫稅收與監管的理論武器。1947年，哈耶克創立了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由地球上最富有的一批人資助。他們建立了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新自由主義國際」——學者、記者、商人共同組成的網絡，旨在創造全新的世界觀與治理方式。

他們資助了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卡托研究所、亞當·斯密研究所等一系列智庫，也資助了芝加哥大學等學術機構的學系，打造出一套完整的話語生產機器。

然而，在最初的數十年間，這一運動仍處於邊緣。當時國際社會的主流是凱恩斯主義：政府追求充分就業，實施高稅收、高公共支出，致力於改善人類福祉。直到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遭遇危機，新自由主義才得以填補思想真空，正如弗里德曼所說：「當時機來臨，我們已準備好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之後，「新自由主義」一詞從其支持者的文獻中悄然消失，且沒有任何替代詞出現。它就這樣以無名之姿，悄悄滲透進撒切爾和雷根的政策，再延伸至IMF、世界銀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往往未經民主同意便強加於各國。

最令人咋舌的轉折是：這套意識形態最終被反對黨全盤採納——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柯林頓、奧巴馬、布萊爾，無一例外。

新自由主義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實現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佔領了整個政治光譜，讓「選擇」變成了幻覺。

四、「梭鱼的自由」與休克主義 [00:22:20]

新自由主義承諾自由與選擇，但這種自由有其隱藏的本質：這是梭鱼的自由，不是小魚的自由。

免於工會和集體談判的「自由」，意味著老闆壓制工人工資的自由；免於監管的「自由」，意味著污染河流、剝削工人、掺假食品、設計奇異金融工具、收取高額利息的自由；免於稅收的「自由」，意味著免於扶貧分配的自由。

哈耶克本人在訪問皮諾切特的智利時，曾公開表示他寧願要一個「自由的獨裁」，也不要一個沒有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這句話，揭示了新自由主義與其所宣稱的民主價值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

娜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在《休克主義》中指出，新自由主義往往在危機時刻被強行推入：人們因危機而混亂、分心、無力抵抗。皮諾切特政變後的智利、伊拉克戰爭後的大規模私有化、颶風卡特里娜後的新奧爾良——弗里德曼公開表示那是「徹底改革教育系統的絕佳機會」。

當新自由主義政策無法在國內推行時，還有另一條路徑：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這是一個由企業律師主持的「離岸法庭」，允許跨國公司起訴國家政府，倘若某項立法——哪怕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損害了企業利益，公司可以要求賠償，甚至強迫法律廢止。

民主，就這樣被簡化為一場戲劇表演。

五、新自由主義的深層影響：個人、經濟與政治的三重崩塌 [00:25:58]

新自由主義對個人的侵蝕，是悄然而深刻的。

隨著這套意識形態深入生活，我們開始內化並複製它的邏輯。富人相信自己的成功源於個人努力和美德，刻意忽視教育優勢、遺產傳承、種族背景和階級地位的作用。更可悲的是，窮人也內化了這套教條，開始自責：失業是因為不思進取，信用卡透支是因為不負責任，孩子肥胖是因為父母失職。

責備被徹底個人化，結構性問題被抹去，個人被迫獨自承擔系統性失敗的代價。新自由主義時代自殘、孤獨、異化與精神疾病的流行率上升，絕非偶然。

在經濟層面，新自由主義時代（約自1980年起）的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此前數十年——但對極富階層是例外。此前六十年持續縮小的不平等趨勢，被徹底逆轉。工會被打壓，富人稅率大幅下降，公共服務被私有化。

私有化的核心問題在於：那些被賦予掌控基本服務的人，能夠收取遠超其實際投入的費用——這種額外利潤，在經濟學上稱為租金（rent），即「不勞而獲的收入」。從水電到醫療，從道路到監獄，寡頭們在每一個基本服務的入口設立「收費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付費通過。

「投資」這個詞，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刻意混淆：它既可以指「投入資金創造新事業、新資產」，也可以指「奪取現有資產並盡可能榨取利潤」——後者的本質是掠奪，卻以「投資」之名獲得正當性。

在政治層面，隨著國家職能萎縮，公民透過投票改變生活的能力也同步縮水。新自由主義聲稱可以「用錢包投票」，但這意味著有錢的人擁有更多選票。公民被切斷與民主的連結，變得脆弱，容易被提供簡單答案的煽動性政治所誘惑——也就是法西斯主義。

哈耶克當年所憂慮的「新極權主義崛起」，並未被新自由主義所阻止，反而被它所加速。

六、寡頭政治與「殺手小丑」的崛起 [00:34:26]

新自由主義這具「殭屍學說」之所以能持續存在，得益於一系列精心維護的匿名性。「隱形之手」的理論，由「隱形的贊助者」在幕後推動。

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長期以來強烈反對煙草管制，後來被揭露自1963年起就接受英美煙草公司的資助。**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建立了龐大的智庫網絡，其中一位創始人明確指出，為避免「不必要的批評」，這些組織的控制方式「不應被廣泛宣傳」。傳統基金會1981年發布的《領導力授權書》包含2,000項政策提案，雷根就任第一年便落實了其中60%。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主導力量是追求技術官僚政府的企業權力；但這種力量正在演變為截然不同的東西：寡頭權力。

寡頭的目標，在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話語中得到了最赤裸的表達：「解構行政國家」。對這些寡頭而言，混亂是利潤的倍增器——每一次社會震盪，都是掠奪更多資產、擴大對民眾控制的機會。

而「殺手小丑」——強森、特朗普、博索納羅等人——為他們提供的，是轉移注意力的功能。民眾對精英階層的憤怒，被這些表演者引導至替罪羊身上：移民、女性、少數族裔。這是一場由資本主義資助的「反對資本主義影響的暴動」——是一個精緻的騙局。

更諷刺的是：那些寡頭的財富藏在離岸避稅天堂，其利益卻最好由高喊**「愛國主義」和「主權」**的政客來服務。那些大聲疾呼移民威脅的報紙，往往由居住海外的億萬富翁避稅者所擁有。喊得最響的愛國者，往往是最先出賣國家的人。

甚至連「海洋」都嫌太近——他們開始投資「海上家園」人工島，夢想在太空建立殖民地，追求終極的「域外化」，逃離稅收、監管，以及他們眼中「忘恩負義的平民大眾」。

七、左派的失敗與環境危機的緊迫性 [00:45:23]

打破寡頭的財富積累螺旋，唯有依靠政府干預。這是民主的必要條件。正因如此，1940年代美國最高所得稅率高達94%，英國為98%——那是真正打破財富世代積累所需的力度。

然而，面對2008年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反對者一無所有。左派在過去80年間沒有提出任何新的經濟思想框架。每一次援引凱恩斯，都是承認「我們沒有新想法」。

而凱恩斯主義本身也無法解決當前最核心的問題：它透過刺激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來運作，而消費與增長，正是環境破壞的動力。

每年3%的經濟增長，意味著每24年經濟活動翻一番，然後再翻一番，再翻一番。但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這根本不可能持續。

地球是一個複雜系統，在一定壓力範圍內具備自我調節能力；但若被推得太遠，自我調節便會崩潰，系統將越過臨界閾值，傾覆進入新的平衡狀態——也就是崩潰。一個地球系統的崩潰，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系統性環境崩潰，如同過去數次大滅絕所揭示的。

我們現在所目睹的極端熱穹、旱災、洪水、史無前例的颶風與龍捲風，正是地球系統在臨界點前發出的「全球閃爍」——這是地球發出的求救信號。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對地球影響最大的，並非你的環保態度或消費選擇，而是你的財富。錢越多，消費越多，環境代價越大。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超過最貧困50%人口的總和兩倍以上。而對地球破壞最深的超富階層，恰恰也是最阻礙有效變革的那群人。

「缺乏技術嗎？不，所有技術都已存在。缺乏資金嗎？不，政府在需要時可以憑空創造資金，2008年和疫情期間已證明了這一點。真正缺失的，是政治意志。」

1941年12月8日，美國宣戰後，整個經濟在數月內完成轉向，四年內聯邦政府的支出超過了此前152年的總和。當政府想要行動，它就能行動。 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那種速度與決心。

八、新的故事：互助、公地與歸屬感政治 [00:55:42]

有一句廣為流傳、出處不明的話說：「想像世界末日，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容易。」 部分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由於其匿名性和模糊性，已變得極難被具體想像。

但政治的失敗，本質上是想像力的失敗。

新自由主義講述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世界因「集體主義」而陷入混亂，英雄是那個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創業者」，透過「看不見的手」恢復自由與和諧。只有故事才能取代故事——用事實和數據對抗一個故事，是徒勞的。

幸運的是，我們擁有一個建立在真實科學基礎上的更有力的故事。

進化生物學、社會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並非新自由主義所說的那樣自私貪婪。恰恰相反，我們是動物王國中最偉大的利他主義者和合作者。我們擁有深厚的同理心，我們創造道德規範和法律來保護他人乃至其他物種的福祉。正是透過互助協作，人類才得以在充滿危機的早期進化環境中存活下來。

這才是關於人類本性的真實故事：互助和相互關懷使社會強大而有韌性；而自私和貪婪則使社會脆弱，容易被不寬容和反動勢力所掌控。

這個故事圍繞著一個關鍵概念展開：公地（the commons）。

公地，是社區共同控制的資源——無論是珊瑚礁、森林、流域，還是社區企業、社區管理形式。它不能被出售、異化或轉讓，永久屬於社區，每一代人負責維護其良好狀態。透過共同決策、互助協作，公地的管理強化了社區紐帶，逆轉了孤獨與異化的惡性循環，創造出歸屬感與團結的良性迴圈。

在此基礎上，可以發展出一種政治的「再野化」（Rewilding）：就如同自然保護領域從控制生態轉向讓自然找到自己的方式，政治也應如此。我們需要一個基於激進信任的系統，讓人民真正重新掌控權力。

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預算，讓每年五萬名市民共同決定市政預算的去向，結果是資金更合理地被使用、不平等大幅縮小、生活品質顯著提升。冰島雷克雅未克的**「更好的雷克雅未克計畫」**，讓市民每月提出並投票城市改善方案，最佳建議必須由市政府認真考慮。真正的參與式審議民主，使人們明智且負責任地使用手中的權力——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權力。

九、呼籲行動：不服從、歸屬感與發現更好的自我 [01:10:03]

歷史最重要的教訓是：生存需要不服從。只有當我們停止同意，我們才能堅持下去。

19世紀的民主運動者、婦女參政論者、甘地、馬丁·路德·金和民權運動，都深知這個道理。只有透過集體行動，大規模撤回我們的同意，我們才有希望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製造的災難中倖存。

在異化橫行之處，我們需要創造截然不同的東西：歸屬感政治。

從自己的家門口開始，從自己的社區開始建設。透過創建參與式文化，讓人們參與地方項目，擁有地方社區資產，發展自己的地方參與式政治，把社區內所有人聚集在一起。這將讓我們抵禦撕裂我們生活的破壞性力量——抵禦煽動性政治，抵禦復興的法西斯主義。

透過創造一種包容所有人的歸屬感，我們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只為自己製造歸屬感的至上主義者。

當我們克服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競爭的痴迷，克服對權力、財富與名聲的執念，我們會發現一個等待已久的更好的自我——一個被長期壓抑，卻一直存在的真實人性。

那個人性，是合作，是互助，是利他，是同理，是對他人福祉由衷的關懷。

而那個世界，已然可以被想像。

結語

這場講座，從馬德拉島1420年代的森林砍伐，一路延伸至當代離岸避稅天堂、「殺手小丑」政客和太空殖民夢想，構建了一幅關於我們時代的完整圖景。它告訴我們：

新自由主義不是常識，不是自然法則，不是唯一選項。它是一個被精心設計、刻意推行、由富有的匿名贊助者所資助的意識形態——而它正在傷害我們，傷害我們的社會，傷害我們的星球。

但我們也擁有真實的故事，關於人類作為合作者和利他者的故事；我們擁有工具，從參與式民主到公地管理；我們擁有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當政治意志存在時，改變可以以驚人的速度發生。

我們只需要開始想像。然後，開始行動。

本文根據「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其替代方案」講座的逐字稿及摘要整理撰寫，所有引述均來自原始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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