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Normalisation: - Documentary by British filmmaker Adam Curtis 由英國導演 Adam Curtis 執導,這部2016年的紀錄片揭示了塑造現代社會的混亂力量。透過大量歷史影像與令人不安的配樂,影片探討政治人物、金融家與技術官僚如何為了管理複雜現實,打造出一個被簡化的「虛假世界」,其脈絡從1970年代的紐約一路延伸到Vladimir Putin的俄羅斯。 影片同時結合對Donald Trump、Vladimir Putin與Edward Snowden等人物的觀察與洞見,對全球動盪之中那種「表面穩定」的幻象提出深刻批判。
在一個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時代,Adam Curtis 的紀錄片《超常態》(HyperNormalisation) 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過去 40 年來,政治家、金融家和科技烏托邦主義者為維持權力,共同構建了一個簡化的虛假世界,而非面對真實世界的複雜性。本文將深入解析這部引人深思的紀錄片,探討我們如何逐漸生活在一個「超常態」的現實中。
「超常態」一詞源自蘇聯晚期,描述一種每個人都知道領導人所說並非真實,但由於無法想像替代方案,所有人只能假裝相信的社會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官方現實與人們的日常經驗完全脫節,卻被視為常態。
Curtis 認為,這種現象已經從蘇聯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形成了一個由權力精英所設計的「虛假現實」,而我們大多數人則無意識地接受並生活在其中。
紀錄片以 1975 年兩個關鍵事件作為現代「超常態」的起點:
1975 年,紐約市因長期借貸和中產階級外遷而面臨財政崩潰。面對這一危機,銀行家們要求接管城市財政作為繼續提供貸款的條件。最終,一個由八名銀行家和一名其他成員組成的委員會獲得了管理城市財政的權力,實施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導致數千名教師、警察和消防員被解僱。
這一事件標誌著權力從民選政治家向金融機構的轉移,以及「市場邏輯」作為不可協商力量的崛起。面對這種轉變,左翼和激進分子無力反抗,轉而退縮到個人主義和藝術表達中。
同年,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在大馬士革會面。阿薩德希望團結阿拉伯國家對抗西方,並為巴勒斯坦難民爭取回歸家園的權利。然而,基辛格採取「建設性模糊」策略,說服埃及與以色列單獨簽訂協議,同時誤導阿薩德相信他在推動更廣泛的和平進程。
當阿薩德發現真相時,他感到被背叛,放棄了團結阿拉伯世界的夢想,轉而尋求報復。基辛格的結構性思維將世界視為一個需要維持平衡的系統,而非解決政治衝突的場域。
紀錄片揭示了「感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 這一關鍵概念,指政府和權力機構如何通過引人注目的故事轉移公眾注意力,而非處理複雜現實。
1985 年羅馬和維也納機場遭受恐怖襲擊後,雖然歐洲安全部門的調查指向敘利亞,但美國政府堅持將責任歸咎於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
有趣的是,卡扎菲沒有否認這些指控,反而利用危機將自己塑造成全球革命者。美國政府和卡扎菲共同構建了一個「虛構世界」,將卡扎菲定位為「全球超級反派」,這種簡化的敘事方便了政治操作,但掩蓋了中東問題的真實複雜性。
紀錄片還探討了 1980 年代美國 UFO 目擊事件激增的現象。根據紀錄片,美國政府可能故意散布外星人造訪地球的謠言,以掩蓋其正在測試的新型高科技武器。政府利用特定人員(如保羅·貝諾維茨)散布謠言,並提供偽造的秘密文件。
這種做法模糊了事實與虛構的界限,助長了人們對政府說謊和陰謀論的普遍信念,使公眾難以分辨真相。
紀錄片追蹤了自殺式炸彈襲擊如何從一種針對性戰略演變為失控的全球現象:
1983 年,受哈菲茲·阿薩德控制的真主黨首次對貝魯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營地實施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 241 名美軍死亡。這次襲擊迫使美軍撤出黎巴嫩,被視為阿薩德的戰略勝利。
自殺式炸彈襲擊隨後從什葉派傳播到遜尼派,哈馬斯開始在以色列城市對平民發動襲擊,這在遜尼派歷史上前所未有。
埃及神學家謝赫·卡拉達維發布教令,為針對以色列平民的自殺式襲擊辯護,稱其為「殉道行動」。
自殺式炸彈襲擊最終摧毀了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導致以色列社會陷入恐懼,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上台並反對和平進程。
紀錄片指出,西方未能處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導致自殺式炸彈襲擊蔓延並變異,最終成為極端主義團體的首選武器。
銀行家拉里·芬克創立的貝萊德公司開發了名為「阿拉丁」的計算機系統,該系統透過監測全球事件並與過去數據比較,預測投資風險,避免激進變化,維持系統穩定。值得注意的是,這套系統管理著全球 15 萬億美元的資產,佔世界總財富的 7%。
這種金融技術的發展代表了一種新的權力形式——不再是通過政治變革,而是通過風險管理和系統穩定來控制世界。
約瑟夫·魏森鮑姆在 1960 年代開發的計算機心理治療程序 ELIZA,意外發現人們願意向機器傾訴內心秘密。這揭示了在個人主義時代,人們通過被「反映」自我來獲得安全感。
人工智能隨後轉向開發「智能代理」,通過收集個人行為數據,預測未來需求,構建以個人為中心的世界。然而,如計算機科學家賈倫·拉尼爾所警告,智能代理提供的世界版本將是「卡通化的」,且其服務對象不明。
約翰·佩里·巴洛在 1990 年代初撰寫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將互聯網描繪為一個自由、無政治、無等級的新世界,一個與舊權力系統不同的替代現實。這一願景在未來 20 年主導了互聯網的發展,但最終被證明是一種幻想。
黑客「纖維光學」和「酸怪胎」質疑巴洛的烏托邦願景,他們入侵 TRW 公司網絡,窃取並公布了巴洛的信用記錄,揭示了金融日益增長的權力,以及通過計算機網絡收集個人信息來控制命運的系統。
2011 年,埃及計算機工程師瓦希爾·戈寧利用 Facebook 組織了開羅塔利爾廣場的抗議活動,引發了埃及革命。然而,社交媒體雖然成功召集了人群,但未能提供建立新社會的藍圖,導致運動停滯。穆斯林兄弟會填補了權力真空並上台,後被軍方推翻。
同樣,受互聯網烏托邦夢想啟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試圖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一個無領導、網絡化的社會,但因缺乏對未來社會的具體願景,最終陷入無休止的會議,未能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
俄羅斯「政治技術專家」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將前衛戲劇理念引入政治,資助各種對立團體,甚至反對普京的政黨,製造混亂和不確定性,使人無法分辨真假。
這種「非線性戰爭」策略旨在製造持續的不穩定感知狀態,使民眾喪失對政治現實的把握,從而更容易受到控制。紀錄片指出,這種策略已經從俄羅斯擴展到西方世界,透過社交媒體和偽新聞的傳播,進一步模糊了事實與虛構的界限。
紀錄片將唐納德·特朗普描述為這種「超常態」世界的產物和利用者:
1970 年代,特朗普利用紐約市財政危機後的新權力結構,通過談判獲得紐約歷史上最大的稅收減免(1.6 億美元),將紐約轉變為富人城市。
特朗普的賭場生意在大西洋城失敗,但他通過塑造自己為成功商人的形象,轉化了這一失敗。
2016 年總統競選中,特朗普的策略不斷變化,攻擊腐敗系統,同時使用極端種族主義言論,並無視事實。這使得傳統新聞業難以應對,因為真相變得無關緊要。
特朗普與俄羅斯的蘇爾科夫都意識到,政治所呈現的現實已不再可信,可以通過操控現實來削弱舊權力形式。
《超常態》提出了幾個重要警告:
政治退縮與虛假世界的危險:政治家退縮到簡化的虛假世界,而非面對複雜現實,最終導致政治失去意義和公信力。
反抗的無效性:傳統的政治反抗已被虛假世界所吸納,使其失去效力。激進分子和反主流文化無意中成為這一系統的一部分。
「感知管理」的雙刃劍:通過操控公眾認知來維持權力可能在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來看會導致真相與謊言的界限模糊,損害社會信任。
金融和科技的隱形權力:不受民主制衡的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正在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力,通過算法和風險管理系統塑造我們的現實。
超常態的蔓延:「超常態」已從蘇聯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人們越來越難以分辨真實與虛構,也越來越難以想像替代的政治可能性。
《超常態》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被權力精英所設計和管理的簡化世界中,而這個世界與真實的複雜性越來越脫節。從紐約的金融接管到敘利亞的內戰,從感知管理到非線性戰爭,紀錄片展示了虛假現實如何被構建,又如何最終被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所擊破。
在後政治的世界中,傳統政治被降級為管理系統的一部分,人們對未來的願景被穩定性和風險規避所取代。然而,正如紀錄片所警告的,這種退縮只會讓黑暗和破壞性力量在外部滋生,最終衝擊我們精心構建的泡沫。
面對這個「超常態」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學會面對現實的複雜性,拒絕簡化的敘事,並重新構想政治變革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超越「超常態」,建立一個更真實、更公平的世界。
你是否也感覺到生活在一個越來越難以分辨真假的世界中?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超常態」狀態?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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