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idence Israeli War Crimes Full Documentary 2024 這部2024年的紀錄片由 Anadolu Agency 製作,揭露自2023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的戰爭罪行。影片收錄了 Anadolu 記者的獨家影像,以及多位專家的訪談,記錄了平民傷亡、飢餓戰術的使用,以及對記者的攻擊等情況。 該片曾在卡達國家博物館放映,並獲得 Lolwah Al-Khater 的讚譽,強調其在保存暴行證據、推動正義方面的重要性。 觀眾可透過 AJB DOC 平台串流觀看,深入了解加薩危機及其對人類造成的沉重代價 📽️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造成重大傷亡。以色列隨即展開報復性軍事行動,對加沙地帶進行持續轟炸與圍困,並向黎巴嫩南部延伸。
然而,隨著衝突持續,國際社會的目光逐漸從事件起點,轉向了另一個沉重的問題:在這場「自衛」的名義之下,是否正在發生系統性的戰爭罪行?
本文根據紀錄片的內容整理而成,彙整了人權組織、法律專家、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與聯合國官員的陳述,從白磷彈的使用、無差別攻擊、媒體工作者的死亡、加沙的全面圍困,到種族隔離的法律認定,逐一呈現這場衝突在國際法框架下所引發的深刻質疑。
白磷彈是一種空爆彈藥,由砲兵發射,在距地面50至200公尺的高空引爆。爆炸後,彈體開啟,釋放出116個浸透磷的毛氈楔形物,一旦接觸氧氣便開始燃燒,並以橢圓形散佈模式向下墜落。
這種武器的恐怖之處在於其不可控性——楔形物落在哪裡,完全由角度、爆炸高度與重力決定,沒有任何引導機制。任何落在橢圓範圍內的地點,都可能受到燃燒楔形物的覆蓋。
CITO總監**布拉德利·塞繆爾斯(Bradley Samuels)**解釋道:
「如果你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城市環境中使用這種武器,你必須預料到橢圓形範圍內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被燃燒的毛氈楔形物覆蓋,並造成各種損害。」
白磷一旦接觸人體皮膚,會持續燃燒,無法用水撲滅,能穿透皮肉直至骨骼,進入體內後仍繼續燃燒,可導致:
更令人不安的是,白磷在地面上可能靜止數日後突然復燃。在2008至2009年的鑄鉛行動中,就有兒童在衝突結束後撿起地面上的楔形物,翻轉之後白磷重新接觸氧氣,造成嚴重燒傷。
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描述了野戰中處理白磷傷口的方式:
「你必須將受感染的部分切除,才能阻止它繼續蔓延——因為那是唯一的辦法。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武器。」
參與救治傷患的醫療人員,也因白磷持續燃燒的特性而在施救過程中自己受傷。
大赦國際與人權觀察均記錄了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南部使用白磷彈的事實,包括2023年10月16日在黎巴嫩海拉的使用案例。
以色列人權律師**米哈伊爾·茨法特(Michail Tsfat)**曾在2008至2009年鑄鉛行動後,就白磷彈的使用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司法質疑。他的論點明確:
「白磷彈符合燃燒武器的標準,根據國際法,不得在居民區使用。它本質上是無差別的——一旦部署,無法區分合法目標與非法目標。」
2013年,以色列軍方在法院施壓下承諾限制白磷彈的使用。然而,2023年的衝突顯示,這一承諾顯然未能落實。
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人權觀察前執行董事,說得更為直接:
「在像加沙這樣的地方使用空投白磷彈,不可能不對平民造成無差別影響。」
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在調查以色列軍事行動後,得出的結論是:以色列軍方未能充分區分軍事目標與平民目標,而大量的打擊對象,在國際法框架下難以找到正當的軍事理由。
被攻擊的平民目標包括:
截至報導時,加沙地帶60%至70%的民用基礎設施已遭摧毀或嚴重損壞。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Francesca Albanese)**指出:
「這場攻擊是絕對的暴力、無差別的。在我看來,目標正如許多地面士兵所說的——摧毀、驅逐、定居。」
《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均報導,以色列在加沙使用了至少200枚2,000磅炸彈。阿爾巴內塞以此做了一個驚人的比較:
「這相當於在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使用了超過兩枚核彈當量的爆炸力。」
以賈巴利亞難民營為例,以色列聲稱該地下有哈馬斯的指揮隧道。即便此說成立,在人口極度稠密的難民營中心投下重型炸彈,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也極難符合國際人道法所要求的「軍事必要性」與「比例原則」。
國際人道法明確規定,醫療設施與醫護人員受到特殊保護。只有在確認對方將這些設施用於軍事目的時,這一保護才可喪失——且必須有充分的證明。
世界衛生組織已記錄了以色列軍隊多起針對醫療人員、救護車與醫院的攻擊。以色列官方的解釋通常是「哈馬斯藏匿其中」,但多位法律與醫療專家指出,這些聲明缺乏充分的實證支撐。
「實際上,沒有任何基礎可以得出哈馬斯正在醫院內藏匿、並以紅十字標誌為掩護的結論。」
2023年10月13日,以色列坦克砲彈擊中了黎巴嫩南部一群新聞記者,**路透社記者埃薩姆·阿卜杜拉(Esam Abdallah)**當場遇難,另有來自路透社、法新社與半島電視台的六名記者受傷。
人權觀察對此事件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調查,分析了逾100張照片與影片後得出結論:
「以色列軍隊要麼知道、要麼理應知道,這群人是平民,而非軍事目標。」
自衝突開始以來,保護記者委員會報告指出,已有近70名記者遇難。
「記者絕不能成為軍事行動的目標。他們是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是見證罪行發生的人。」
衝突爆發後不久,以色列國防部長在電視上宣布對加沙實施「全面圍困」,明確表示:
「沒有電力,沒有食物,沒有水,沒有燃料。全部關閉。我們在與人類動物作戰,並將以相應方式行動。」
這一聲明被廣泛視為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公開宣示。
《日內瓦公約》明確規定:即使在戰爭期間,交戰方也有義務允許有需要的平民獲得人道援助。在衝突爆發前,每天約有500輛卡車的商業與人道援助物資進入加沙。圍困開始後,這一數字降至「零星點滴」。
國際刑事法院(ICC)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一位在此之前被認為對以色列態度相對保守的官員——也公開警告:
「如果你維持這場圍困,不要對我的辦公室發出戰爭罪指控感到驚訝。」
大律師**托比·卡滕(Toby Catten)**則以清晰的法律語言強調了一個核心原則:
「一方的戰爭罪行,不能為另一方的戰爭罪行辯護。」
哈馬斯在10月7日的暴行,無論多麼令人髮指,在國際人道法框架下均不能成為以色列置平民生命於不顧的理由。
以色列多位高層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引起了國際法律界的高度警覺。
除了國防部長「人類動物」的聲明,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公開談話中援引聖經經文,被部分法律專家解讀為允許傷害平民的訊號。另有以色列政治人物公開主張「清除加沙」、「摧毀加沙」、「驅逐所有巴勒斯坦人」。
肯尼斯·羅斯直言:
「來自高層的這種訊號,是對戰爭罪的邀請。」
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則表示:
「我個人對種族滅絕意圖如此公開地被表達感到震驚。」
人權觀察發布了一份超過200頁的詳細報告,依據兩份國際法律文書——《聯合國反種族隔離公約》與《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對以色列政府的行為進行法律分析。
結論是:以色列政府正在犯下種族隔離罪(Apartheid)。
這份報告並未類比南非的歷史——它是一份純粹的法律文件,依據明確的法律定義,得出三個核心發現:
肯尼斯·羅斯指出: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存在種族隔離。以色列政府無法在事實或法律層面找到任何反駁之處。」
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耶胡達·紹爾(Yehuda Shaul),以親身經歷描述了佔領體制的運作邏輯。
他提到一種名為「讓存在感被感受到」的軍事策略——深夜隨機破門進入民宅、驚擾家庭、搜查、製造恐懼,然後離開,移往下一戶。
「統治一個人民、長期剝奪其權利的唯一方式,就是讓他們恐懼你。當他們習慣了一個恐懼程度,你就必須升級它。這就是命令,這就是任務說明。」
他更直接點出了這一切的政治目的: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種進攻行為,旨在鞏固我們的統治,並阻止巴勒斯坦獨立。這裡的故事,是阻止巴勒斯坦建國。」
與2008至2009年的鑄鉛行動不同,國際刑事法院(ICC)現在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擁有管轄權。這意味著,以色列官員面臨被個人起訴的現實可能性。
然而,法律學者也承認現實的障礙:
「對ICC而言,將以色列列為調查目標,是一個政治風險極高的舉動——因為以色列的政治影響力。」
在距ICC僅一條街之隔的國際法院(ICJ),南非已正式提起訴訟,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全世界正在等待ICJ的裁決。
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對南非的行動給予高度肯定:
「我很高興南非有道德勇氣和清醒的判斷,將此案提交ICJ。現在需要有人讓停火成為具有約束力的義務。我想不出有哪一條國際人道法規則沒有被違反。」
多位法律專家還提出了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國家,是否也可能因此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的立場是,鑑於美國提供給以色列的武器被用於實施戰爭罪的可能性極高,應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
多位專家指出,以色列之所以能夠長期在國際法邊界上游走,關鍵在於數十年的有罪不罰——以色列法院極少起訴本國士兵,國際社會也幾乎未能施加有效的法律壓力。
「以色列享受了多年的有罪不罰。對白磷彈的使用在2009年受到國際譴責、被獨立調查委員會認定為非法,但它被再次使用了。這必須放在一個被容忍的有罪不罰框架下去理解。」
然而,這一次或許有所不同——因為ICC現在擁有了管轄權,而ICJ正在審理種族滅絕案件。布拉德利·塞繆爾斯說:
「我渴望看到這種有罪不罰能否被終結,讓平民生命得到更多的尊重。」
這場衝突,已不僅僅是一場地區性的武裝衝突。它正在成為二戰以後國際人道法體系與人權價值體系最嚴峻的壓力測試。
弗朗西斯卡·阿爾巴內塞以最沉痛的語言,道出了許多人的憂慮:
「我們在二戰和大屠殺之後,作為一個集體、作為世界人民,承諾了『永不再發生』。而我們現在無法兌現這個承諾。這是對我們在二戰之後建立的——正義、人權、自由與平等——整個價值體系的崩塌。」
一個問題被擺在所有人面前:
「如果我們現在什麼都不做,就像過去幾十年對巴勒斯坦問題所做的那樣,如果我們不追究責任,不通過司法程序讓責任人承擔後果,我們必須問自己:下一場衝突會是什麼樣子?」
本文根據紀錄片逐字稿及相關資料整理撰寫,所有引用均來自片中受訪者的陳述。文章旨在呈現多方專家與當事人的觀點,並非對衝突中任何一方做出全面的道德或政治判斷。涉及法律問題,以正式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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