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seen：死亡協議背後的真相—英國老年人遭遇的黑暗篇章

前言

2020年，當全球深陷健康危機之際，英國的老年人與弱勢群體正在經歷一場鮮為人知的悲劇。紀錄片《Unseen》由調查記者Jacqui Devoy與電影製作人Richie Brown聯合製作，追蹤了八個家庭的親身遭遇。他們所揭示的，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慄的歷史——關於被剝奪的尊嚴、被掩蓋的死亡，以及一個系統性失靈的醫療體制。

本文根據紀錄片逐字稿及相關資料整理而成，完整呈現片中的核心指控、家庭證詞，以及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供讀者審視與思考。

一、調查的起點：從主流媒體到另類新聞 [00:04:20]

Jacqui Devoy自1985年起從事自由撰稿工作，長期為青少年與女性雜誌供稿。然而，過去五年間，她對主流媒體逐漸失去信心，轉而為另類新聞媒體撰稿。

2020年3月，她率先發現新型冠狀病毒已被英國官方降級為「非高度傳染性疾病」，並於同年3月24日發表文章，希望藉此安撫陷入恐慌的公眾。然而，她將這篇報導投給28家主流報紙，幾乎全遭石沉大海——沒有編輯願意刊登。

「我對很多報紙說，你們可以把這個放在頭版，告訴大家不必擔心。但他們不想安撫公眾，因為他們想讓公眾感到恐懼。」——Jacqui Devoy

隨後，她開始接觸到一個令她震驚的議題：有人告訴她，他的親屬在NHS設施中遭到「謀殺」。從那一刻起，她展開了對英國醫院與養老院中疑似強制安樂死事件的深入調查。

她先後將相關報導投給逾百名編輯與記者，無一回應。於是，她在WhatsApp上建立了一個支持群組，至今已有157名成員，而她親自接觸過的類似個案更超過一千個。

二、利物浦護理途徑：一段被官方廢除、卻從未消失的歷史 [00:14:37]

制度的起源與初衷

**利物浦護理途徑（Liverpool Care Pathway，LCP）**於20世紀90年代在英格蘭、蘇格蘭及北愛爾蘭正式引入，初衷是幫助臨終患者獲得「盡可能舒適而有尊嚴的死亡體驗」。制度的核心是一份清單，引導醫護人員判斷何時可以停止藥物、輸液及侵入性檢查——這些措施在生命末期往往弊大於利。

滥用與廢除

然而，當這一制度出現問題時，後果是災難性的。有報告指出，治療被過快撤回，患者遭到剝奪食物與水分，且在未獲得任何人同意的情況下被納入這一途徑——部分家屬甚至在親人去世後才獲知此事。

2013年，英國政府正式在英格蘭廢除LCP，並在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逐步淘汰，要求以「根據患者情況量身訂製、並與家屬充分討論的個體化臨終關懷計劃」取而代之。

然而，批評者指出，部分醫院只是對LCP進行了重新命名，實質做法並未改變。

「利物浦護理途徑、臨終關懷、緩和醫療——在我們的親身經歷中，它們都是同一件事，只是名稱不同。同樣的藥物，同樣的做法。」——一位家屬

三、利物浦NHS信託醫院的父親：一場長達八個月的法律抗爭 [00:18:31]

入院與惡化

2012年，一位父親因腹部疼痛入住利物浦NHS信託醫院，診斷結果為便秘，本應隻是短暫的住院觀察。然而，這次「一夜入院」最終演變成長達八個月的重症監護之旅。

家屬多次發現父親的輸液被關閉，出現嚴重脫水跡象。隨後，父親相繼感染了院內獲得性肺炎及敗血症，不得不插管維生。儘管醫院否認使用了利物浦護理途徑，但家屬從實際觀察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法庭對決

醫院試圖說服家屬同意撤回治療，母親拒絕了。原因很簡單——她要求醫院解釋，為何一個因便秘入院的人，會在醫院的照護下淪落到這般境地。醫院始終沒有給出答案。

這場對決最終走上了法庭。家屬在沒有律師代理的情況下，憑借自行整理的日記、照片和影片，在高等法院自行抗辯。法官不僅否決了醫院的請求，更斥責五名醫生為何捨棄病患，聯袂南下倫敦出庭。

父親雖未能活過2012年的最後一天，但這場案件最終進入最高法院，確立了「Ainsley vs. James」判例——明確規定，當患者喪失行為能力時，家屬有權代表患者表達意願。這一判例至今仍被援引於類似案件之中。

四、咪達唑仑與嗎啡：鎮靜劑的爭議使用 [00:54:58]

藥物的已知風險

紀錄片中，多個家庭的親屬指控醫院使用咪達唑仑（Midazolam）與嗎啡（Morphine）作為「死亡注射」。根據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記載，咪達唑仑注射液可能引發「嚴重或危及生命的呼吸問題，如呼吸變淺、變慢或暫時停止，可能導致永久性腦損傷或死亡」，且必須在具備完善監測設備的醫療機構中使用。

**英國國家健康與護理卓越研究所（NICE）**亦明確警告：苯二氮卓類藥物（如咪達唑仑）與阿片類藥物（如嗎啡）聯合使用，會產生「中樞神經系統抑制的累加效應」，顯著增加「鎮靜、呼吸抑制、昏迷與死亡」的風險，建議僅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方可聯合處方，且應「使用最低劑量、最短療程」。

NG163文件的爭議

然而，英國政府的NG163協議文件（目前已從官方網站刪除，但可通過archive.org查閱）中，卻明確寫道：

「不應因擔心引起呼吸抑制而停止使用鎮靜阿片類藥物。」

這一聲明與上述醫學警告形成了直接矛盾。紀錄片製作人提出質疑：為何一份旨在治療呼吸道疾病的政府政策，卻包含了可能加重呼吸問題、甚至導致死亡的藥物使用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咪達唑仑與嗎啡曾被美國用於死刑執行，但後來因被認定為「不人道且構成酷刑」而遭到廢止。

五、八個家庭的證詞：真實的傷痛 [00:51:21]

Lorraine的母親Elsie

Lorraine的母親Elsie因肺炎入院，在治療後逐漸康復，並被轉入一般病房。然而，就在轉入後的一兩天內，家屬被召入辦公室，告知母親「正在走向死亡」。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預兆。她明明已經康復了。你怎麼能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就宣告一個人正在死去？」——Lorraine

在整個過程中，醫生問及家屬對臨終關懷的意願，並在30分鐘內要求做出決定——理由是醫生需要「週末休息」。Lorraine拒絕同意，並直接質問：「你在問我是否同意謀殺我的母親？」醫生回答說：「不要這樣想，這是讓她免受痛苦、有尊嚴地離開。」

Lorraine認為母親被施用了嗎啡與咪達唑仑，並遭到剝奪食物與水分。母親入院時血氧飽和度為99%，而醫院事後聲稱她的血氧曾大幅下降。Lorraine堅信這是「蓄意行為」，而非疏忽。她先後向醫院、申訴專員、議員及**總醫療委員會（GMC）**提出投訴，均未獲任何回應。

Chris Barnatsos的死亡

Deb Rosardi的伴侶Chris患有多發性硬化症。2021年8月10日，他因腹部劇烈脹痛入院。醫護人員被指控拒絕提供枕頭、拒絕進行檢查、對患者態度惡劣。

最令人震驚的，是一名顧問醫生在沒有任何診斷的情況下，召見Deb進行了一場「軟化會議」，告知她：「我決定將Chris轉入緩和治療，因為他患有多發性硬化症，花費政府和NHS太多金錢。」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這名醫生反複做出CPR的動作，並稱「這不會很好受吧」，暗示不進行心肺復甦。

事後，Deb取得的血液檢測結果顯示，Chris從未感染新冠病毒，亦無任何病毒感染跡象。然而，醫院最終將其死因記錄為新冠肺炎。醫院記錄中，Chris的侄子被反復標注為「無人（no one）」在場。Deb認為，這是為了消除目擊證人。

**護理和助產委員會（NMC）**在審閱Deb提供的證據後，建議她在投訴書中使用「謀殺」一詞作為開頭。

John Ormrod Senior

Lolly、Wes和Johnny的父親John Ormrod Senior，是一位88歲的老人。2022年1月，他因胸部感染入院，由於本人已了解醫院使用咪達唑仑與嗎啡的相關報告，對住院深感抗拒，但最終因氧飽和度下降而不得不就醫。

入院後，他被診斷為新冠肺炎，並被強制實施不復甦指令（DNR）。家人認為他遭到謀殺，因為醫院拒絕提供真實死因，堅持將死因歸結為新冠。家屬拒絕在死亡證明上簽字——至今，John Ormrod Senior仍沒有一份正式的死亡證明。

Lisa與Darren的父親

他們的父親2021年9月因身體虛弱被送入醫院，起初被告知可以出院，但在極短的時間內被診斷為新冠肺炎，並轉入ICU。

家屬驚訝地發現，醫院已在未告知家屬的情況下為父親設置了DNR指令，並聲稱家屬「已同意」——文件上甚至標注了Lisa的名字，但並非她的親筆簽名。

醫療記錄顯示，父親入院時血糖高達29，體內酮體水平嚴重異常，極有可能已進入酮症酸中毒狀態。家屬多次提醒醫護人員父親的糖尿病問題，但醫院堅持將一切歸因於新冠，並在未獲家屬同意的情況下誘導昏迷、插管上呼吸機。

家屬其後與主治醫生會面，發現醫生在談及這一切時，態度明顯緊張、坐立難安——彷彿他本人也清楚，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正確。

六、不復甦指令（DNR）的系統性濫用 [01:35:08]

初衷與蛻變

DNR指令的最初設立，是出於對臨終患者的人道考量——讓那些已無任何康復希望的重症患者，避免在生命最後時刻承受無休止的心肺復甦所帶來的痛苦。

然而，紀錄片指控，這一制度如今已嚴重異化。DNR指令被「常規性地」加諸於以下群體：

• 正在等待可治癒手術的患者
• 年齡超過50歲的老年人
• 殘疾人士
• 精神疾病患者
• 甚至部分青少年與兒童

更嚴重的是，許多DNR指令是在未經患者或家屬同意的情況下被強制執行的。

疫情期間的異常

蘇格蘭新冠調查的一名證人——一位養老院護士長——在作證時揭露：疫情初期，她所在機構的所有患者均被全科醫生設置了DNR，而沒有一位患者或家屬曾被徵詢意見。其中，只有她主動聯繫了兩位家屬，這兩個案例的DNR才得以撤銷。

更令人震驚的是，疫情期間有救護車司機與護理人員拒絕將患者送往醫院，除非患者已持有DNR指令。這一現象在此之前從未出現過。

七、美國的新冠協議：金融激勵下的系統性死亡 [01:06:42]

作家Ken McCarthy詳細描述了美國醫院在新冠疫情期間所實施的一套完整協議，揭示出財務激勵如何扭曲了醫療決策。

確診與獎金

無論患者因何種疾病入院，都會對其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並反復測試直至呈現陽性結果。美國聯邦政府對接收新冠患者的醫院提供特殊獎金補貼。一旦患者被認定為新冠，便進入一個「另類醫療與法律現實」。

被禁止的標準療法

• 禁止使用抗炎藥（如布洛芬）：這是治療呼吸道炎症最基本的手段
• 禁止使用吸入式類固醇：這是應對呼吸窘迫的標準護理措施

鎮靜劑的作用

患者被提供鎮靜劑以緩解「焦慮」。然而，鎮靜劑不僅會降低呼吸頻率，更可能使患者進入一種特殊的法律狀態——在美國，接受精神科用藥的患者可被依法強制留院，無法自行離開。

瑞德西韋：一款失敗藥物的重生

**瑞德西韋（Remdesivir）**被宣傳為「唯一獲批的新冠治療藥物」。然而，這款藥物早在非洲埃博拉疫情試驗中就因導致腎衰竭和肝損傷而遭到撤回。

醫院因每個療程的瑞德西韋獲得聯邦政府的額外補貼。有統計數據顯示，瑞德西韋引入後，特定州的腎衰竭死亡人數出現了顯著激增。拒絕使用該藥物的護士遭到紀律處分，乃至解雇。

英國的NG191文件亦同樣推薦使用瑞德西韋治療新冠，其邏輯與美國如出一轍。

有創通氣：最後的「獎金項目」

聯邦政府規定，若患者使用有創呼吸機超過96小時，醫院可獲得額外獎金——這完全違背了所有現行醫療常規（通常應在24小時內評估是否可以撤機）。

插管程序需要使患者完全喪失意識，並施用芬太尼等強效止痛藥及抗麻痹劑。患者進入類似植物人的狀態，完全無法自理。由於疫情期間醫護人員普遍存在恐慌情緒，患者往往得不到基本清潔護理，最終因器官衰竭而死亡。家屬在認領遺體時，往往已無法辨認親人的面容。

「至少有90%的護士，可能高達95%甚至99%，都遵循了這些協議，眼睜睜地看著患者受傷和死亡。」——Ken McCarthy

八、死亡證明的數據操控 [02:04:47]

「新冠」標籤的濫用

紀錄片中有多個家庭表示，他們的親人死亡證明上被標注為「新冠肺炎死亡」，而家屬堅信親人並非死於新冠。部分家屬拒絕在死亡證明上簽字，其中John Ormrod Senior的家屬至今仍未為其辦理死亡登記。

Ken McCarthy提到，美國曾有醫生報告接到州醫療委員會的指示，要求「在所有死亡證明上填寫新冠」。他指出，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偽造死亡證明被視為嚴重罪行，並曾有醫生因此受審。

統計數據的背後

2020年11月，英格蘭養老院中因「所謂新冠」死亡的居民達到18,562人，其中76%（約13,000人）死亡發生在養老院內部。同期，英格蘭養老院共記錄了28,000例超額死亡。

研究者Norman Fenton與Martin Neill教授的著作揭示了新冠事件背後「存在缺陷的統計數據」。另有研究者Cy Wilson追蹤超額死亡的來源，認為其根源在於咪達唑仑的大規模使用，而非幾乎「不存在」的新冠病毒。

九、《輔助死亡法案》：正常化的陷阱 [02:15:23]

紀錄片對英國《輔助死亡法案》的通過表達了強烈憂慮。受訪者普遍認為，這項法案是對現有死亡實踐的「正常化」——是一個危險的滑坡。

從其他已立法的國家（加拿大、荷蘭及美國部分州）的經驗來看，輔助死亡的適用範圍往往隨時間逐步擴大：

• 從晚期癌症患者
• 延伸至殘疾人士
• 再到精神疾病患者
• 乃至兒童與青少年

「相比為你的疾病、精神疾病或殘疾提供適當治療，提供輔助死亡藥物要便宜得多。這說到底，就是省錢。」——受訪家屬

另有受訪者對醫學慈善機構的存在意義提出質疑：幾十年來，這些機構一直在募款「延長人類壽命」、「攻克疾病」——而現在，社會的敘事似乎正在反轉，將長壽老人定義為「負擔」。

十、更深層的質疑：制度性腐敗與權力結構 [02:25:18]

紀錄片在結尾提出了一系列更深層的問題，這些問題超越了個案本身，觸及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

關於科學與醫學 紀錄片質疑：科學是否已遭到全面腐化？病毒學本身是否建立在謊言之上？細菌理論是否自19世紀末洛克菲勒財團崛起、創立製藥工業複合體以來，便存在根本性的欺騙？

關於疫情與疫苗的因果關係 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被提出：究竟是「先有新冠，再有疫苗」？還是「先有疫苗議程，再有新冠」？

關於國家主權 英國已簽署「歷史性大流行病條約」，將部分國家主權移交給世界衛生組織。紀錄片認為，WHO代表的並非公共健康，而是一個通過彼尔德伯格集團、三邊委員會、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組織自身的跨國資產階級的利益。

關於心理戰與輿論操控 紀錄片製作人指出，過去數十年間，大量流行病演習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舉辦，而這所大學與軍事心理戰中心存在關聯。這一現象值得追問：輿論恐慌，究竟是自然發生的，還是被設計出來的？

結語：信任的崩塌與正義的呼喚

紀錄片中，幾乎所有受訪家屬都表達了對NHS和整個醫療體制的徹底失望。他們共同的訴求，歸納起來只有三點：

第一，追究責任。 讓那些制定並執行死亡協議的人——無論是政客、醫院管理者、醫生還是護士——必須面對法律的審判。

第二，停止迫害。 確保「非自願安樂死」不再在英國的醫院與養老院中發生。

第三，恢復信任。 通過對所有使用呼吸機案例進行獨立調查，以透明的方式重建公眾對NHS的信心。

這些家庭的故事，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一張更大圖景的組成部分。他們的聲音，或許無法改變歷史，但至少可以警示未來。

「當這個世界其餘的地方追上我們的時候，正義終將到來。那些做過壞事的人，終將無處可逃。」——John Ormrod的家屬

本文根據紀錄片《Unseen: The Truth Behind the Death Protocols》的逐字稿及相關資料整理撰寫，所有引用均來自片中受訪者的親身陳述。文章內容僅代表紀錄片製作者及受訪者的觀點，讀者應結合多方來源進行獨立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