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th Followed Us Home 2019 - Agent Orange 《死亡隨我們回家(2019)》中,來自美國康乃狄克州安多弗(Andover)的 Gerry Wright,是一名曾暴露於 Agent Orange 的倖存者。 他的人生使命是協助其他同樣在越戰期間接觸過橙劑的退伍軍人,就如同他自身的經歷一樣。本紀錄片分享了他的個人故事與行動承諾,致力於揭露這項軍事計畫的影響,而該計畫使許多退伍軍人在戰後長期承受健康與生活上的嚴重後遺症。
在越南戰爭結束近半個世紀後,一個名為「橙劑」的化學武器仍在繼續奪取生命。這種被稱為「已知對人類毒性最強的二噁英」的化學物質,不僅改變了越南的生態環境,更在美國退伍軍人、越南人民及其後代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傷痕。然而,這場化學戰爭的真相,至今仍被政治利益和官僚體系所掩蓋。
橙劑並非孤立存在的化學武器,而是美國軍方在東南亞使用的一系列重型化學品之一,被稱為「彩虹除草劑」。這個看似詩意的名稱背後,隱藏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化學戰爭實驗:
彩虹除草劑家族成員:
這些化學武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英國和美國開發了戰術除草劑,但並未真正使用。1950年代,英國在馬來西亞首次使用除草劑戰,美國借鑒這一經驗,認為其在越南同樣可行。
1963年至1971年,美國空軍執行了代號為「作戰牧場手行動」的軍事任務。在這九年期間,超過7500萬升含有二噁英的落葉劑被噴灑在東南亞的叢林、田野和其他目標上。
這種「焦土戰術」的目標明確:
橙劑的化學成分由等量的2,4,5-T和2,4-D的N-丁酯組成,但真正的殺手是其含有的高毒性二噁英雜質TCDD。為了加大戰爭效果,政府要求加強生產力度,導致其效力「非常、非常強,非常密集」。
Jerry Wright,1968年志願參軍的越南戰爭退伍軍人,成為了橙劑受害者中最具代表性的聲音之一。19歲的他在越南服役期間,曾親自參與橙劑的噴灑作業,當時軍方各級不斷向士兵保證這是「無害的物質」。
Wright回憶起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噴灑後兩天內,他看到了死蛇和死猴子。但當時21歲的他只覺得能看清敵人是好事,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接觸人類歷史上最毒的化學物質之一。
他曾駐紮在多個地點:Bang Song、LZ Loboy、Playcool、Engineer Hill、the Train、Baylock、the Lot、the Antioch,以及被大量噴灑的Bat Matoohee in Quenyon地區。
如今,Wright騎著一輛橙色的本田金翼三輪摩托車,拖著寫有「被噴灑和背叛」(Sprayed and Betrayed)的拖車,上面還有「死神」圖案和「我在越南被殺,但我還沒死。注定要死的英雄」字樣。
這不是行為藝術,而是一場生死攸關的倡導行動。他已行駛超過1萬英里,與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交談,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患有相同的疾病,且這些疾病並非家族史。他的使命很簡單:幫助其他退伍軍人獲得應得的醫療和殘疾福利。
二噁英是一類具有相似結構、作用機制和影響的化學物質,其特點令人恐懼:
二噁英的特性:
實驗動物研究和人類研究表明,二噁英不僅導致癌症,還對人體多個系統產生毀滅性影響:
受影響的身體系統:
最令人心碎的是,橙劑的影響已經擴展到受污染退伍軍人的子女和孫輩。研究發現:
第二代影響:
第三代影響:
在越南,情況更加嚴重。越南堅信這些兒童是橙劑中致命化學物質二噁英的最新受害者,導致出生缺陷、腦損傷和罕見癌症的流行,至今仍影響著數十萬越南人。
儘管美國政府自1960年起就認識到橙劑的危險,但面對公眾壓力和國會調查時,政府最初選擇了否認。這種否認不是無知,而是有計劃的掩蓋。
1990年,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被揭露:受害者指控里根政府向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施壓,要求其放棄一項關於橙劑的研究。CDC的辯解是「無法確定哪些退伍軍人實際暴露」,但這種說法顯然站不住腳。
最令人憤怒的是C-123飛機污染事件:
事件時間軸:
更令人震驚的是,美國國防部橙劑顧問Al Young建議銷毀所有C-123飛機,其理由竟然是「防止已經暴露的退伍軍人了解其暴露情況並向VA申請橙劑醫療護理」。
空軍採納了Young的建議,並將其上報,其中明確包含銷毀飛機以防止退伍軍人申請福利的理由。這種行為已經超越了官僚主義的冷漠,而是對服役人員的蓄意背叛。
國會通過《1991年橙劑法案》,允許所有越南退伍軍人如果持有越南服役獎章並能證明與橙劑暴露相關的症狀,則可獲得推定性覆蓋。這本應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勝利。
然而,2002年,退伍軍人管理局(VA)改變了國會的意圖,停止了對約17.4萬名退伍軍人的覆蓋,包括那些在越南海岸附近「藍水」服役的人。
VA制定了一個荒謬的政策:只治療那些「踏上越南土地」或在越南河流巡邏的退伍軍人,排除了在越南海灣和港口船隻上服役的退伍軍人。
退伍軍人索賠上訴法院對此裁定,這種區別是**「武斷和反覆無常的」**。
更諷刺的是,澳大利亞退伍軍人事務部委託的一項研究發現,在近岸海域,船隻收集了被橙劑徑流污染的水,船上使用的蒸餾方法(與美國海軍船隻相同)實際上濃縮了飲用水中的橙劑。
VA目前認定**14種(有時15種)**疾病與橙劑暴露相關,包括:
但其中三種疾病(氯痤瘡、遲發性皮膚卟啉症、周圍神經病變)有「截止日期」,必須在與除草劑接觸後一年內達到至少10%的致殘程度。
退伍軍人面臨的挑戰令人絕望:
系統性障礙:
統計數據的控訴:
政府被指控「令人震驚地決心拒絕賠償和拒絕科學證據」,因為白宮擔心賠償費用。
面對VA的系統性拒絕,國會議員Joe Courtney和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提出了《2018年橙劑暴露公平法案》(HR 6566)和參議院法案332。
法案目標:
這場立法戰爭面臨著殘酷的時間壓力:
緊迫的現實:
目標是獲得參議院至少60名共同提案人(總共100名)和眾議院至少400名共同提案人(總共435名),以便將法案提交委員會討論和投票。
在關注美國退伍軍人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越南人民承受的更大痛苦。環境研究表明,某些地區的土壤中仍可發現高水平的二噁英,並已滲入附近的湖泊。
越南的持續災難:
越南人民沒有VA系統,沒有國會聽證會,沒有倡導組織。他們只能默默承受這場化學戰爭的後果。
理查德·尼克松在1985年說過:「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比越南戰爭更被誤解。當時被誤報,現在被誤記。」
這句話在橙劑問題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證。橙劑造成的損害估計,從受影響人數到生態影響,差異很大,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
對於這種爭議,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
考慮到C-123飛機事件和VA的系統性拒絕,第二種解釋似乎更有說服力。
Jerry Wright和其他倡導者強調了記錄這些歷史、確保有人繼承倡導工作的重要性。他們的使命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確保這些犧牲不會白費。
未來的責任包括:
「我們被自己的政府噴灑,被自己的政府毒害」——Jerry Wright的這句話道出了橙劑事件的核心悲劇。這不僅僅是一場化學戰爭的後果,更是政府對其最忠誠服務者的背叛。
橙劑的遺產提醒我們,戰爭的代價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而政府的責任不應該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當我們派遣年輕人去為國家戰鬥時,我們就承擔了照顧他們一生的義務。
在Jerry Wright騎著橙色摩托車穿越美國的每一英里中,在每一個被拒絕的索賠申請中,在每一個受影響的孩子和孫輩身上,我們都能看到這個承諾被違背的證據。
橙劑不僅僅是越南戰爭的遺產,它更是對我們如何對待那些為國家服務的人的道德考驗。在這個考驗中,美國政府至今仍然不及格。
只有當最後一個橙劑受害者得到應有的照顧,當真相完全被揭露,當責任完全被承擔時,這個國家才能真正從越南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在那之前,Jerry Wright和無數像他一樣的人將繼續他們的使命,提醒我們那些被遺忘的承諾和被背叛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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