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d Wrong How Psychiatric Drugs Can Kill Your Child 2010 這部由 Randall Stith 執導的紀錄片《致命錯誤：精神科藥物如何奪走你孩子的生命》（2010），由「公民人權委員會」（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製作，揭示了開立給兒童的精神科藥物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影片以 Celeste Steubing 的親身經歷為核心，她的兒子 Matthew 在服用 Lexapro 八週後不幸自殺身亡。紀錄片同時呈現八位母親的故事，以及包括 Gary Kohls 在內的健康專家與藥物諮詢人員的觀點，探討藥物可能帶來的風險，例如自殺傾向與先天缺陷等問題。 透過訪談與歷史影像，本片對精神醫療產業中的過度開藥現象與知情同意不足提出批判，並呼籲家長審慎評估，尋找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
 

馬修的悲劇：一位母親揭開精神藥物的真相

一、一個陽光男孩的短暫生命 [00:00:04]

馬修是個備受疼愛的18歲美國男孩。他生來就有一雙深棕色的大眼睛，笑容燦爛到讓人難忘，親友們說那雙眼睛「大概會給他惹上不少麻煩」。他熱愛運動，打籃球、玩彩彈，個性開朗、勤奮，是家人的開心果。在所有手足之中，他與妹妹安妮（Annie）最為親密，兩人如影隨形，宛如「兩顆豌豆莢裡的豆子」。

然而，在18歲那年，馬修開始出現睡眠困難、噩夢連連與恐慌發作的症狀。

他的母親**塞萊斯特（Celeste）**出於對孩子的深切關愛，帶著馬修去看心理醫生。那次問診，改變了一切。

二、十五分鐘的診斷，一包試用藥的代價 [00:01:47]

在那間診間裡，心理醫生與馬修交談了不超過15分鐘，問了幾個問題，便給出診斷：臨床抑鬱症，病因是「大腦化學失衡」。隨後，她拿出一包**樂喜達（Lexapro）**的試用裝，輕描淡寫地說副作用「非常輕微」，可能只有頭痛、噁心或輕微失眠。

塞萊斯特帶著那包藥回了家。

服藥後不久，家人發現馬修開始沉默，越來越孤僻。這對一向外向的他而言，極不尋常。他甚至放棄了高中畢業後最期待的「海灘週」旅行，選擇去探望哥哥。

那是他最後一次出門。

三、電話那頭的男聲，世界就此崩塌 [00:02:52]

馬修出發後，塞萊斯特一整夜輾轉等候。深夜11點半，馬修還在路上，一切正常。凌晨兩點半，她從睡夢中驚醒，發現兒子早應到家。電話打過去，直接轉入語音信箱。她一遍遍撥打，無人接聽。

天色漸亮，她帶著極度不安去上班，卻幾乎無法集中精神，不得不提早離開。

回到家門，電話鈴聲響起。

「我正在找馬修·斯塔賓（Matthew Stubing）的家人。」

「我是他的母親。你是誰？」

「我打來，是要談跳橋的事。」

塞萊斯特的世界，在那一瞬間碎裂。她無法相信，這件事發生在馬修身上。因為「這根本不是馬修」。

四、悲痛中的追問，尋找真相的起點 [00:04:27]

作為母親，塞萊斯特無法讓這件事就這樣沒有答案地過去。她必須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

六個月後，馬修的父親在一本雜誌上發現了一篇文章，內容將精神藥物與自殺行為直接聯繫起來。

「我感到震驚，也感到恐懼，」塞萊斯特說，「但同時，我也找到了那個最大問題的答案：這怎麼可能發生在馬修身上？」

那篇文章回答了部分疑問，卻同時引出更多謎團。塞萊斯特決定，親自踏上調查之路——為馬修，也為所有可能正在被同樣的謊言欺騙的家庭。

五、「化學失衡」：一個從未被證實的謊言 [00:05:17]

塞萊斯特驅車三個小時，前往拜訪心理學家大衛·斯坦博士（Dr. David Stein）。他是少數公開反對精神藥物用於兒童的學者之一。

她問出了那個最核心的問題：「大腦化學失衡」是真實存在的嗎？

斯坦博士的回答直截了當：

「不。這是一種被廣泛傳播的虛假信息。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教育工作者，甚至兒科醫師都在接受這個說法，但它根本不是事實。」

他進一步說明：所謂的「化學失衡」，從來無法透過任何血液檢查、尿液測試、PET掃描或CAT掃描加以測量或複製。每年有大約1,000項研究聲稱找到了抑鬱症或ADHD的成因，但沒有一項是真實成立的。

塞萊斯特含著眼淚說：「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些，馬修根本不會服用那種藥。我為此感到有罪。」

斯坦博士安慰她：「你沒有讓你的兒子失望。你是一個誠實的父母，誠實地為有困難的孩子尋求幫助。就算你去任何書店，翻開任何書，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樣的——化學失衡、神經紊亂、藥物加心理治療。你所走進的，是一個無處不在的錯誤。」

六、她不是孤單的——那些同樣失去孩子的母親們 [00:09:43]

塞萊斯特很快發現，自己並非孤軍奮戰。許多母親也有著相似的傷痛，並勇敢地選擇公開發聲。

她召集了這些女性，傾聽她們的故事，也在她們的故事中，一點一滴接受馬修身上所發生的一切。

坎迪斯（Candice）的母親說，女兒因考試焦慮被診斷為「廣泛性焦虑症」，在精神科醫生與她談了不超過15分鐘後便開出處方。服藥後，坎迪斯出現了震顫、皮膚灼熱刺痛的感覺，小小的12歲女孩不知道那是副作用，只說「我覺得癢，但又說不清楚」。後來，她在家中懸樑自盡。她的父親懷抱著她大笑的最後一幕，成了永恆的傷痕。

**莎娜（Shana）的母親薇琪（Vicky）**說，女兒一年級便被學校心理師認定有ADHD，帶到精神科醫師處，45分鐘後便被確診並開藥。此後劑量一再增加。薇琪曾帶著女兒去找醫生，指出她出現了躁動、體重增加、排尿減少等三個明顯警訊，卻被醫生斥為「過度保護的偏執母親」。就在那之後一週，2001年2月26日，莎娜在學校癲癇發作，薇琪親眼看著女兒在自己懷裡離世。「她的眼中有什麼在消逝，我卻什麼也做不了。那個答案，我永遠找不到了。」

埃米利奧·維拉馬爾（Emilio Villamar），一個16歲熱愛水球、成績優異的男孩，因為某天在學校出現異常，母親帶他就醫。此後12個月內，醫生為他開出了17種不同的精神藥物，最終引發心臟事件，奪走了他的生命。代表他家屬的律師**邁克爾·弗里德蘭（Michael Friedland）**說：「那些藥殺了他。」

這些母親們的共同結語只有一句：「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的孩子。相信你的直覺，而不是他們。」

七、藥物的真實面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事 [00:16:23]

塞萊斯特拜訪了知名醫師兼作家多麗絲·拉普博士（Dr. Doris Rapp），詢問她本應被告知的資訊。

拉普博士毫不諱言地列出了像樂喜達這類藥物可能引發的嚴重副作用：抑鬱加重、自殺念頭、心臟病、代謝缺陷、心律不整、中風、血壓升高，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停藥也無法消除的神經性震顫——那種全身不由自主顫抖的感覺，可能跟著孩子一輩子。

「你應該被告知要密切觀察孩子的任何行為或情緒變化，」她說，「但你沒有被告知。那是一種失職。」

她同時強調：許多時候，醫師提供的副作用說明書字體極小，或措辭晦澀，而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權利要求更清楚的解釋。

八、「藥物誘發精神病」：馬修真正的死因 [00:25:02]

塞萊斯特也拜訪了藥劑師兼精神藥物副作用專家帕梅拉·西菲爾德（Pamela Seefeld），終於得到了一個科學層面的解釋。

西菲爾德說，馬修的症狀——越來越沉默、退縮、焦慮、彷彿「脫離了自己」——正是「藥物誘發精神病（drug-induced psychosis）」的典型表現。

原因在於：並非每個人都能正常代謝精神藥物。當一個人的代謝能力不足時，藥物濃度在大腦中持續累積，達到正常劑量的五倍、甚至更高，最終令大腦進入中毒狀態，引發精神病性反應。

「殺死他的，不是他的抑鬱症，而是在他大腦中達到毒性濃度的藥物，讓他出現了精神病性反應。」她說，「他們知道這在發生。但什麼都沒有被做。」

西菲爾德進一步指出，許多震驚社會的暴力事件都與精神藥物有關：科倫拜恩槍擊案凶手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服用了樂復得（Luvox）；克里斯多夫·皮特曼（Christopher Pittman）服用著左洛復（Zoloft）時殺死了祖父母；過去13起校園槍擊案中，有9起的凶手當時正在服用或剛停用精神藥物，其餘案例的醫療記錄則至今仍被封存。

九、寄養孩童：沒有人保護的小白鼠 [00:34:32]

調查繼續深入，塞萊斯特發現了一個更龐大、更令人心碎的系統性問題。

索尼亞·穆罕默德（Sonia Mohammed），洛杉磯縣寄養兒童輔導員，向塞萊斯特揭露了殘酷的現實：她估計，光是洛杉磯縣，就有約5萬名寄養兒童，其中**50%至75%**正在服用精神藥物。

「為什麼這麼多？」塞萊斯特問。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處理你，」索尼亞直接地回答，「所以就讓你閉嘴，讓你安靜下來。就這樣。」

她甚至親眼見過，社工抱著一疊孩子的案例文件走進精神科診間，醫師根本從未見過那個孩子，只看了文件，便寫下診斷，開出處方。

其中一個案例尤為觸目驚心：一個不滿50磅重的幼童，每天服用8顆50毫克的思樂康（Seroquel，抗精神病藥），加上ADHD藥物。他因此變得暴力，曾在寄養家庭中用廚房刀殺死了家中的寵物，家人一度以為是竊賊所為，直到才意識到是那個孩子。

然而，當這位寄養家長拒絕繼續用藥，改以天然食品、豐富營養與全穀類飲食調理，並逐步停藥後——這個孩子徹底變了。他跳級，在全國學力測驗中名列前茅，學會了樂器，不再有任何暴力行為。輔導員稱她是「奇蹟創造者」。

「有多少孩子還在他當年的處境中，卻永遠得不到一個這樣的人？」她問道。

十、學校篩查：用一張問卷摧毀一個天才 [00:48:52]

令塞萊斯特同樣震驚的，是精神藥物的觸角早已悄悄伸入學校。

凱西·布朗（Kathy Brown），一位教育工作者，描述了學校如何透過「心理健康篩查問卷」，將大量孩子導入精神科就診的管道。有些學校甚至在數學課或科學課上，讓心理諮商師進入教室，發著椒鹽餅乾，詢問學生「你有沒有想過傷害自己？」——而孩子們根本無從選擇是否參與。

研究顯示，接受兒童精神科問診的孩子中，有91%離開時手中握著一張處方。而設計出最大規模兒童心理健康篩查問卷的精神科醫師，自己也承認那份問卷的錯誤率高達84%。

凱西說：「那些好奇心最旺盛、最活躍、最聰明的孩子，往往是最容易在課堂上被視為問題的孩子。如果愛因斯坦生在今天，他會被診斷為學習障礙、也許是ADHD，然後被吃藥。我們正在用藥物，摧毀我們最璀璨的孩子。」

十一、從未出生就已中毒：懷孕婦女與嬰兒的困境 [01:01:01]

塞萊斯特還聽到了另一個令人揪心的故事。

**克里斯汀（Kristen）**在懷孕前已服用抗抑鬱藥長達8年。她的醫師告訴她，藥物不會傳遞給胎兒，「絕對安全」。她信任了這位醫師。

女兒印第（Indy）提前兩個月早產，出生時無法呼吸、毫無反應。醫院的NICU接到通知，說要「準備好接收一個Effexor（文拉法辛）寶寶」——就連其他科室的醫師都知道風險，唯獨她的婦產科醫師從未告訴她。

此後，克里斯汀一邊母乳哺育，一邊繼續服藥，卻從未被告知藥物會通過母乳進入嬰兒體內。孩子持續出現嚴重黃疸、嘔吐與嗜睡，幾乎無法醒著進食。

「我沒有抽菸、沒有喝酒、沒有喝咖啡因，我小心翼翼地補充維生素。」她哽咽地說，「但我每天都在用藥物餵我的孩子，只是因為它叫做『藥』。」

今天，全美每六名孕婦中就有一名被診斷為抑鬱症，大多數都被開立了抗抑鬱藥。這意味著每年有超過50萬名胎兒，在出生前便已暴露於精神藥物之中。

十二、如果當初帶馬修去找你，你會怎麼做？ [01:08:24]

帶著所有這些疑問，塞萊斯特飛赴明尼蘇達，拜訪了加里·科爾斯博士（Dr. Gary Coles）。她問了他那個最想問的問題：「如果我當初把馬修帶來找你，你會怎麼做？」

科爾斯博士的回答，與那位只花了15分鐘便開藥的心理醫生截然不同。

他說，他首先會花一個半小時深入了解馬修，探索問題的根本原因。他會檢查是否有甲狀腺功能低下、貧血、電解質異常、腎臟問題，乃至腦腫瘤。他會評估馬修的飲食與營養狀況、生活壓力，以及環境因素——比如他住在地下室，是否有霉菌或毒素？地毯中是否含有揮發性有害物質？

「在過去10年的執業中，」他說，「我從未需要讓任何一位患者服用精神藥物。」

他對整個精神藥物體系的評語直白而犀利：

「藥物從不治癒任何疾病。它們只是改變了大腦，讓患者成為永久的病人。這對生意很好，對病人很壞。」

他指出，自殺只是這些藥物數千種不良反應中的一種，卻是行業最不願承認的一種。真正的解方在於：全面的身體檢查、均衡的營養、適量的運動，以及對情感與環境因素的整體關照。

十三、馬修不在了，但他從未真正離開 [01:12:28]

那個男孩，在第一顆藥下肚後不久，就變了一個人。

兄弟們說，他開始與人拉開距離，躲在地下室不出來，拒絕所有邀約，臉上的那道陽光慢慢熄滅。「他告訴我滾出他的房間，關上門——他以前從沒說過這樣的話。」

他的眼神中，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表情：「彷彿一切都不對勁，沒有未來，只剩下徹底的絕望。」

馬修離世後，他留下了一個細節，令所有人動容。他從那座橋上跳下時，身上穿著一件救生衣——因為他在卡車裡留下一張字條，說希望自己的遺體能被找到，讓父母不必擔心他在哪裡。

「這是一個想傷害家人的孩子嗎？」塞萊斯特哽咽地問，「他不會為了全世界而傷害我們。是那顆藥，讓他成為了一個他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每年4月25日，馬修的生日，塞萊斯特都會與友人聚在一起，做一個蛋糕，分享關於他的記憶，以此療愈。痛苦從未真正消散，但愛仍在。

十四、父母，是孩子最後的防線 [01:20:11]

在這段旅程的終點，塞萊斯特將從所有受訪者身上學到的教訓，凝縮成了最後的呼籲。

精神疾病的「化學失衡」理論，從未有任何科學檢測可以支撐，卻被當作既定事實廣泛宣傳。精神藥物的副作用遠比醫師告知的嚴重得多，包括藥物誘發精神病、自殺、永久性神經損傷，甚至死亡。診斷往往是主觀武斷的，一份問卷、15分鐘的談話，就能決定一個孩子餘生的命運。

而當事情出了問題，精神衛生專業人士永遠不會出現來收拾殘局。

真正出現的，是那些媽媽們。

她們呼籲所有父母：在任何醫師為你的孩子開出精神藥物之前，先做完整的身體檢查，排除一切生理因素。詢問所有可能的副作用，要求書面說明。尋求第二意見，乃至第三意見。考慮非藥物的替代方案——運動、營養、一對一輔導、調整學習環境。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的孩子。

結語：孩子們需要我們

失去一個孩子，是為人父母所能承受的最深重的悲痛。然而，就是在這份悲痛中，塞萊斯特和那些勇敢的母親們選擇站起來，繼續發聲。

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孩子們不是精神科的市場。他們需要的是保護、引導，以及愛。他們不需要精神藥物。」

而那些孩子——馬修、坎迪斯、莎娜、埃米利奧、印第——他們的名字，不應該只是數字。

「我去墓地探望我的哥哥，在他生日，在我生日，在聖誕節，在任何一個普通的週間。但我不會看到他結婚，不會看到他有孩子，他也不會在我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時刻陪著我——因為他不在了。」

——馬修的妹妹，安妮

這篇文章，獻給馬修。也獻給每一個正在為孩子做決定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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