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Bill Gates - James Corbett 這部由 The Corbett Report 的 James Corbett 於 2020 年製作的紀錄片,探討了比爾・蓋茲的背景,從他在微軟的發跡,到透過「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所進行的慈善活動。片中提出一些指控,認為他在全球健康倡議中具有壟斷性的影響力,並推動疫苗計畫,甚至與人口控制相關的行動有所關聯。 紀錄片批評蓋茲在公共衛生政策上的影響力,包括對疫苗的資助,以及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等機構的合作,並將這些行動描述為一個更廣泛控制議程的一部分。影片透過公開發言、訪談與歷史資料分析,對其動機與影響提出質疑。
他是一位沒有醫學學位的軟體開發者,卻成為數十億人健康決策的實際掌控者。他的基金會向世界衛生組織的捐款,超過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俄羅斯與英國的總和。他在「疫苗十年」期間慷慨捐出數百億美元,個人淨資產卻從540億美元翻倍至逾1,030億美元。
這個人,是比爾·蓋茨(Bill Gates)。
本文根據《科比特報告》(The Corbett Report)製作的四集深度調查紀錄片整理而成,完整呈現蓋茨如何從一位爭議性的科技壟斷者,搖身變為全球健康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並深入探討其疫苗接種議程、人口控制構想、數字身份系統與生物識別監控網格之間環環相扣的關聯。這不是一篇關於慈善的故事,而是一場關於控制的調查。
蓋茨崛起的真實基礎
比爾·蓋茨常被描述為天才程式設計師與卓越商人。然而,紀錄片揭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微軟與IBM的合作機會,並非源自蓋茨的技術天賦,而是來自他母親**瑪麗·麥克斯韋爾·蓋茨(Mary Maxwell Gates)與IBM首席執行官約翰·奧佩爾(John Opel)**在聯合之路(United Way)董事會上的私人關係。
一位前IBM高管如此描述這段往事:「他的母親當時和我們的董事長同在聯合之路的董事會,她請求我們的董事長幫助他。當董事長進來告訴你去幫助這個孩子時,週一早上就有900個人坐上飛機,全都下去幫助比爾·蓋茨。」
此外,成為微軟核心的MS-DOS,實際上是從西雅圖電腦產品公司的程式設計師**蒂姆·帕特森(Tim Patterson)**開發的QDOS改良而來;而Windows的圖形使用者介面,則是從施樂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借鑑」而來——蓋茨本人對此輕描淡寫地承認:「嘿,史蒂夫,你在我之前闖進了施樂的家,拿走了電視,但這不代表我之後不能進去拿走音響。」
用慈善重塑公眾形象
在1990年代的反壟斷訴訟中,美國司法部指控微軟通過不公平競爭,在瀏覽器市場建立壟斷地位。彼時的蓋茨,是公眾眼中傲慢的科技霸主。
然而,進入21世紀後,一場精心設計的形象重塑悄然展開。紀錄片將這個過程與**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歷史案例相對照:這位標準石油的鐵腕壟斷者,在公關顧問艾維·利德貝特·李(Ivy Ledbetter Lee)**的操刀下,透過大量慈善捐款——包括建立通用教育委員會、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慈眉善目的老者,向路人分發一毛錢硬幣。
蓋茨的策略更為現代,也更為徹底。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擁有468億美元的資產,早已超越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會。其核心方向是全球健康與發展、全球增長以及全球政策倡導。
資助媒體:購買正面敘事
蓋茨基金會每年花費數千萬美元資助媒體報導,接受資助的機構包括:
當《新聞一小時》獲得蓋茨基金會350萬美元資助並設立全球健康專題報導部門時,節目通訊主管**羅布·弗林(Rob Flynn)**被問及潛在的利益衝突,他的回答意味深長:「在某些方面,你可能會說,如今全球健康領域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與蓋茨的觸角無關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金主之一
世界衛生組織(WHO)被視為獨立的全球公共衛生機構,然而根據其最新的捐助者報告,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是WHO的第二大捐助者,僅次於美國政府——其單獨捐款額超過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俄羅斯與英國的捐款總和。
更引人注目的是現任世衛總幹事**特德羅斯·阿達諾姆·格布雷耶蘇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背景:
資助構建全球衛生合作網絡
蓋茨基金會的資助觸角,延伸至幾乎所有重要的全球衛生倡議:
「內部循環」的批評
批評者指出,蓋茨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可能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生態系統:蓋茨資助的機構進行研究,蓋茨資助的媒體報導這些研究,蓋茨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實施相關項目。整個過程從頭到尾都在蓋茨的影響圈內循環運行。
此外,儘管蓋茨高調地向基金會捐贈了價值358億美元的微軟股票,但他的個人淨資產在「疫苗十年」期間,卻從540億美元翻倍至1,031億美元。紀錄片還指出,蓋茨基金會向農業綜合企業巨頭孟山都(Monsanto)投資超過2,300萬美元,被批評者認為與其宣稱幫助非洲農民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承諾相互矛盾。
推動封城決策的研究機構
英美兩國政府實施大規模封城的依據,主要來自兩份關鍵報告:
然而,蓋茨基金會正是這兩個機構的重要資助者:僅在2020年一年,基金會已向帝國理工學院捐款7,900萬美元;2017年更向IHME投資2.79億美元。
安東尼·福奇與蓋茨的直接聯繫
美國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的核心人物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與蓋茨存在多重直接聯繫:
Event 201:疫情模擬演習
同樣是在2019年10月,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同世界經濟論壇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名為**「Event 201」**的桌面模擬演習,專門模擬一場全球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經濟與社會衝擊。距真實疫情爆發,僅差數週。
100億美元的承諾與疫苗作為「恢復正常」的唯一條件
2010年1月,蓋茨夫婦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宣布投入100億美元,啟動「疫苗十年」倡議,震驚全球。然而,紀錄片指出,這個承諾的背後並非單純的慈善,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市場塑造行動:
疫情爆發後,蓋茨在媒體上反覆傳遞同一訊息:「在我們讓全球幾乎所有人都接種疫苗之前,我們仍然無法完全恢復正常。」他通常提及「18個月」這個時間框架,這個說法隨後被各國元首、衛生官員和媒體評論員廣泛引用和複述。
疫苗安全疑慮:「疾病增強」現象
紀錄片指出,蓋茨堅持「18個月內開發疫苗」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多位醫學研究人員已承認,SARS-CoV-2疫苗可能根本無法實現,因為此前針對SARS和MERS的冠狀病毒疫苗研究均無果而終。
更嚴重的安全隱患是**「疾病增強(Disease Enhancement)」現象**:對某些病毒(包括冠狀病毒)的疫苗接種,實際上可能增強接種者對病毒感染的易感性。連福奇本人也承認:「有些疾病,你給某人接種疫苗,他們感染了你試圖保護他們的病原體,而你實際上卻增強了感染。」SARS疫苗的動物實驗,也確實發現疫苗反而使實驗動物更易感染疾病。
為了在18個月內達標,疫苗開發者被敦促使用從未大規模應用過的新方法,包括DNA疫苗和mRNA疫苗。紀錄片稱,在充分測試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以戰時速度大規模生產並向全球數十億人接種,「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實驗之一」。
法律免責:蓋茨更關心的事
蓋茨本人承認這項計劃存在固有風險,但他更關心的,是確保製藥公司和疫苗項目規劃者能夠獲得法律豁免:「這個給全世界接種疫苗的實際決定,政府需要介入,因為在作出決定之前,需要一些風險保障和賠償豁免。」
果不其然,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布聲明,追溯性地為COVID-19醫療對策相關活動提供責任豁免,涵蓋疫苗製造商、分銷商和項目規劃者,生效日期追溯至2020年2月4日——這恰恰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宣布緊急捐款1億美元用於COVID-19治療和疫苗開發的前一天。
印度HPV疫苗事件
2010年,蓋茨資助的「適宜技術項目(PATH)」在印度進行HPV疫苗觀察性研究,涉及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和默克(Merck)等公司的疫苗產品。印度政府隨後調查發現:
議會調查最終得出結論,PATH的行為旨在為疫苗製造商「創造健康市場」。《每月醫學專業索引》編輯直言:「這是一個美國組織使用不透明手段在印度建立據點的明顯案例。」
印度國家免疫諮詢小組被「有效收買」
2016年,印度國家健康任務指導小組批評,印度最高疫苗決策諮詢機構——印度國家免疫技術諮詢小組(NTAGI)的秘書處已被遷出衛生部,其32名工作人員的薪酬全數由蓋茨基金會支付。批評者指出,一個被資助方支付薪酬的機構,卻是為同一資助方的疫苗項目提供政策建議,這種利益衝突「完全不可接受」。印度政府於2017年切斷了該諮詢小組與蓋茨基金會的所有財政聯繫。
腦膜炎疫苗副作用
蓋茨資助的腦膜炎疫苗「Menafrivac」,被報告導致40至500名兒童出現癲癇、抽搐並最終陷入癱瘓。
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導致癱瘓
2017年,研究證實蓋茨支持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是大多數新發脊髓灰質炎病例的主要成因。2018年的數據進一步顯示,80%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是疫苗衍生的。一項發表於《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衛生雜誌》的研究結論更為驚人:2000年至2017年間,印度有超過49萬人因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而癱瘓。
世衛組織瘧疾負責人的內部投訴
世衛組織瘧疾負責人**荒田幸一(Arata Kochi)**博士在2008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抱怨,蓋茨的影響力導致全球頂尖瘧疾科學家被「卡特爾式」束縛,研究資金相互綁定,並扼殺了對瘧疾最佳防治方法的公開討論,只優先考慮依賴新技術或新藥的方法。
製藥公司的旋轉門
蓋茨基金會全球健康項目的高管與大型製藥公司存在明顯的「旋轉門」:前執行董事**山田立(Tachi Yamada)曾是葛蘭素史克研發主席,後來又轉任武田製藥要職;其繼任者特雷弗·芒德爾(Trevor Mundel)**則曾在輝瑞(Pfizer)和諾華(Novartis)擔任臨床研究員。
秘密億萬富翁會議
2009年,一場在洛克菲勒大學校園秘密舉行的億萬富翁會議,聚集了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大衛·洛克菲勒、喬治·索羅斯、泰德·特納等人。根據調查報導(非主流媒體廣泛報導的版本),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如何利用他們的財富「減緩世界人口增長」。
蓋茨本人的關鍵陳述
在多次公開演講中,蓋茨留下了引發廣泛爭議的言論:
「現在,如果我們能在新疫苗、醫療保健、生殖健康服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們或許可以將(人口增長率)降低10%或15%。」
蓋茨及其支持者的解釋是:改善健康狀況會讓家庭選擇少生孩子,從而降低人口增長率,這是一種「通過健康改善實現人口穩定」的邏輯鏈。然而,紀錄片指出,這種解釋無法消除「將疫苗與人口控制聯繫在一起」的根本疑慮。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歷史先例
洛克菲勒基金會1968年年度報告明確表達了對「免疫學方法(如疫苗)降低生育率」研究不足的遺憾,並承諾資助相關研究。1972年,洛克菲勒的人口理事會與世衛組織成立了生育調節疫苗工作組,並於1995年報告開發出抗HCG疫苗原型——這種疫苗通過刺激免疫反應,使女性產生對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抗體,從而無法維持妊娠。
1990年代,菲律賓和肯亞的世衛組織主導破傷風疫苗接種項目,曾被當地主教組織與婦女團體指控疫苗中被秘密摻入HCG,以實施人口控制。
無線植入式避孕設備
2014年,蓋茨資助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蘭格(Robert Langer)的研究成果——一種可通過遙控開關、有效期長達16年的無線植入式避孕設備,被**微芯片生物技術公司(Microchips Biotech)**商業化開發,蓋茨基金會向其提供2,000萬美元資助。這一構想最初由蓋茨在2012年親訪蘭格的麻省理工學院實驗室時提出。
GAVI疫苗聯盟的戰略轉向
2017年,GAVI疫苗聯盟突然從其核心的疫苗接種使命,轉向為每個兒童建立數位生物識別身份。其首席執行官**賽斯·伯克利(Seth Berkeley)**在《自然》雜誌撰文指出,實現100%疫苗接種率,需要「能夠儲存兒童醫療記錄的安全數位身份識別系統」。
他舉例說明了一個印度公司「Khushi Baby」的產品:嬰兒佩戴的項鍊中嵌入短程通訊晶片,社區衛生工作者可用手機掃描,更新兒童數位健康記錄。
GAVI隨即成為ID2020聯盟的創始成員,這一致力於推動全球數位生物識別身份標準的公私合作聯盟,其他創始成員包括微軟和洛克菲勒基金會。
疫苗植入「條形碼紋身」
蓋茨資助了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一種革命性疫苗接種記錄方式:通過可溶解的微針貼片,將近紅外光發射微粒圖案植入皮膚,形成肉眼不可見但可通過智慧型手機成像的「量子點紋身」,如同一個皮下條形碼,永久記錄疫苗接種信息。
首席研究員**凱文·麥克休(Kevin McHugh)**解釋說:「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來找我們說,『我們有一個真實的問題——不知道誰接種了疫苗。』所以我們的想法是把記錄放在人身上。」
數位證書與「免疫護照」
蓋茨在Reddit問答中表示:「最終,我們將需要一些數位證書,來顯示誰已康復或最近接受過檢測,或者當我們有了疫苗時,誰已接種。」
這一設想正在多個國家迅速落地:英國政府與AI生物識別身份驗證新創公司Onfido(微軟曾主導5,000萬美元投資輪)洽談推出「免疫護照」系統,要求工作者掃描面部生物識別數據、連結血清抗體檢測結果,方可進入工作場所或公共空間。
全球最大生物識別資料庫
印度的Aadhaar項目是迄今全球最大的生物識別身份資料庫,已登記超過10億人口的虹膜掃描和指紋信息,為每位公民分配一個12位數的身份號碼,用以存取政府服務、開立銀行帳戶等幾乎所有公共服務。
Aadhaar項目的首席架構師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是印度跨國科技公司Infosys的聯合創始人,同時也是比爾·蓋茨的長期友人與慈善合作夥伴。蓋茨公開稱讚Aadhaar是印度的「巨大資產」,並在他的基金會宣傳影片中,將尼勒卡尼列為「英雄人物」。
為Aadhaar系統提供虹膜識別技術的公司IDEMIA,同時為中國政府提供人臉識別系統,並獲得蓋茨基金會的資金支持。
世界銀行ID4D倡議:全球推廣
蓋茨基金會於2016年為世界銀行的**「發展識別倡議(ID4D)」**提供啟動資金,該倡議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第16.9條——「為所有人提供合法身份」——為依據,旨在將Aadhaar式的生物識別身份系統推廣至全球。尼勒卡尼是其諮詢委員會成員,蓋茨公開表示正在資助世界銀行將這一做法推廣到其他國家。
資料洩露與全面監控風險
2018年,印度《論壇報》曝光,全體Aadhaar登記用戶的個人詳細信息,可在WhatsApp上以約500盧比(約7美元)的價格購買。印度政府被迫承認,約210個政府網站洩露了受益人名單與Aadhaar號碼。
更令人警惕的是,新獲得的文件顯示,印度政府正在整合Aadhaar數據,建立一個「360度」即時追蹤資料庫,自動追蹤公民的城市間移動和財產變更,並與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的地理空間資料庫整合,建構全面的實時公民監控系統。
「金融普惠」的真實面目
蓋茨在2015年美國財政部主辦的「金融普惠論壇」上清楚揭示了他對數位身份系統的真實定位:
「缺乏身份識別系統是一個問題,不僅僅是支付系統的問題,還是投票、健康、教育和稅收的問題。因此,建立一個廣泛的身份識別系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2012年,蓋茨基金會帮助成立了**「優於現金聯盟(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匯集政府、國際組織與私營企業,旨在加速全球從現金向數位支付的轉型。
2016年,印度廢除大額紙幣時,蓋茨公開稱讚這一舉動是邁向「勇敢新數位經濟」的重要一步。在他的設想中,「一旦你擁有了數位基礎設施,政府福利的整個發放方式都可以改變」,而「所有這些交易都將留下足跡」,最終實現信用評分與金融控制。
金融排斥的真實機制
紀錄片直接點明:這個被包裝成「金融普惠」的系統,本質上是一個**「金融排斥」系統**。一旦所有交易都流經政府與支付提供商可監控的數位渠道,任何不符合當局標準的個人或交易,都可以被輕易「關閉」,剝奪其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
精英家族的傳承
比爾·蓋茨出身於西雅圖富裕家庭:曾祖父是銀行行長,祖父是銀行家,祖母是西雅圖知名社會領袖。他的母親瑪麗繼承了銀行家族的精明商業嗅覺,父親**威廉·H·蓋茨一世(William H. Gates Sr.)則是知名律師,曾任美國計劃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主席。
蓋茨在接受比爾·莫耶爾斯採訪時坦言:「當我成長的時候,我的父母總是參與各種志願活動。我父親是計劃生育協會的負責人,參與這個工作是非常有爭議的。」
「計劃生育」與優生學的歷史聯繫
紀錄片指出,「人口控制」和「生殖健康」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廣泛用作**「優生學(Eugenics)」**的委婉說法。優生學認為,富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擁有「優良基因」;而窮人之所以貧困,是因為「缺陷種質」。
威廉·蓋茨一世在其2009年著作《為生命現身》中,欽佩地描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全球健康領域的影響力:「在全球健康領域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都發現洛克菲勒家族已經在那裡了,而且已經在那裡多年了。」
洛克菲勒家族在推廣優生學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包括資助美國優生學記錄辦公室,以及德國凱澤·威廉研究所的優生學研究——後者的研究者**恩斯特·魯丁(Ernst Rudin)**後來起草了納粹德國的強制絕育法。
美國優生學協會的蹤跡
1920年代的美國優生學協會成員名單中,出現了一個**「威廉·H·蓋茨」的名字——可能是比爾·蓋茨的祖父。1960年代,在威廉·蓋茨二世(即比爾·蓋茨的父親)擔任計劃生育協會主席之前,其前任艾倫·古特馬赫(Alan Gutmacher)同時身兼美國優生學協會主任**一職。2012年7月,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在倫敦舉辦家庭計劃峰會,恰逢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的100週年紀念日。
被淡化的關係
2019年8月,比爾·蓋茨與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傑弗里·愛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關聯相繼曝光:
愛泼斯坦的遺囑更將哈佛免疫學家、曾任微軟及蓋茨基金會首席科學顧問的**鮑里斯·尼科利奇(Boris Nikolić)**列為備用遺囑執行人。
「用DNA播種人類」的現代優生學
2019年8月,有報告稱愛泼斯坦希望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場上讓20名女性同時受孕,「用他的DNA播種人類」。《紐約時報》指出,這一計劃體現了他長期以來對「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迷戀——即通過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改善人類種群,批評者稱其為現代優生學的翻版。
CRISPR基因編輯與蓋茨的投資
愛泼斯坦資助的哈佛遺傳學家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提出的「基因配對交友應用」被廣泛批評為應用優生學。丘奇同時擔任基因編輯公司Editas Medicine的科學顧問,該公司致力於利用CRISPR-Cas9工具消除遺傳性疾病。2015年,這家公司完成了一輪1.2億美元的融資,由尼科利奇領導的投資者群體主導——其中就包括比爾·蓋茨。
拼圖的各個部分
紀錄片在最後提出了一幅完整的圖景:蓋茨數十年來悄然資助建立的各個系統,實際上是同一個「人口控制網格」的不同組件,它們相互嵌套,環環相扣:
在這個系統中,每個人的身份、健康記錄、財務交易和實時位置,都將在政府和支付提供商可存取的數位空間中留下完整的「足跡」,任何不服從者,都可能被系統性地排除在社會功能之外。
意識形態,而非個人
紀錄片最終強調,比爾·蓋茨並非單打獨鬥的超級反派,他所代表的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由研究人員、實驗室、製藥公司、政府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共同構成的龐大生態系統,所有置身其中的人,都真誠地相信自己在為人類的最大利益服務。
「一個人,無論多麼富有,都可以被輕易阻止。但即使比爾·蓋茨明天就被投入監獄,那個已然啟動的議程,也將不差分毫地繼續推進下去。」——《科比特報告》
紀錄片以緊迫的呼籲作結: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生物識別身份系統、免疫護照、接觸者追蹤應用以及數位支付基礎設施,正在全球各地同步快速部署。留給公眾思考、發問和表達意見的時間窗口,正在迅速收窄。
從比爾·蓋茨1976年那封激烈指責電腦愛好者「偷竊」軟體的公開信,到今天他以全球公衛守護者的身份出現在無數媒體版面,這條軌跡並非偶然的個人成長,而是一套系統性策略的外顯。
紀錄片的核心論點並非蓋茨是「壞人」,而是在追問:一個未經選舉、不對任何公眾負責的億萬富翁,是否應該擁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衛生政策影響力? 他資助的研究機構、媒體、衛生組織和政府咨詢機構,是否能夠真正獨立地服務於公共利益?
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過去四年的全球疫情,更關係到在數位身份、無現金社會和生物識別監控全面到來之前,我們是否還有機會進行真正的公共辯論。
本文根據《科比特報告》(The Corbett Report)製作的四集調查紀錄片《比爾·蓋茨如何壟斷全球健康》、《比爾·蓋茨計劃為世界接種疫苗》及《比爾·蓋茨與人口控制網格》等系列影片的逐字稿與相關文件整理而成,旨在完整呈現紀錄片的核心論點與調查發現,供讀者獨立思考與判斷。文中所有主張均為紀錄片製作者及其引用來源之陳述,本文不代表任何立場,亦不構成對任何一方主張的背書。如需深入了解相關議題,建議讀者查閱原始資料及多方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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