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Leviathan - The Birth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Documentary 2025) 數代以來，美國人民一直被灌輸一種信念：他們仍然生活在開國先賢所建立的共和國之中，而非一個在幕後逐步奪取權力的、無須負責的統治階層之下。他們被告知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華盛頓的官僚是人民的僕人，而不是統治者。 但這其實是一個謊言。 現實是，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美國利維坦」之下——一個龐大且不受問責的行政國家體系，它已經逐步侵蝕並取代了開國先賢所建立的共和制度。 這頭「利維坦」並非不可戰勝——正如歷史上的暴政曾被推翻一樣，它同樣可以被擊敗。但前提是，我們必須重新召喚勇氣、意志與決心，如同當年開國者所做的那樣去抗爭。
 

美國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行政國家」權力集中的深層危機

前言：司法獨立還是政治迫害？

美國司法部近日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前總統唐納德·川普，包括與1月6日國會山事件相關的指控。這一決定再次引發了關於美國政府權力結構的根本性辯論：究竟是維護法治的必要措施，還是政治迫害的工具？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一事件暴露了美國政府內部「行政國家」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構性問題，這與開國元勳設計的有限政府和權力制衡原則背道而驰。

特別檢察官任命：法治還是武器化？

官方立場與批評聲音

司法部聲稱：「忠實遵守法治是司法部和我們民主的基石原則。」然而，批評者認為這是「對政治對手的迫害」，質疑為何聯邦調查局、司法部等機構中沒有人對過往的「非法行為」承擔責任。

雙重標準的質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處理機密文件的雙重標準：川普的住所遭到搜查，而拜登卻獲得了「豁免」。此外，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團隊被指控製造虛假政治檔案來啟動調查，但相關人員並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法律追究。

「行政國家」的崛起：百年權力集中之路

進步主義的哲學根源

20世紀初，四位被稱為「進步主義末日四騎士」的人物——伍德羅·威爾遜、羅伯特·拉福萊特、赫伯特·克勞利、西奧多·羅斯福——奠定了「行政國家」的哲學基礎。他們受到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黑格爾思想的影響，相信國家至上和專家治國能夠實現社會進步。

黑格爾的國家觀念深刻影響了美國進步主義者：「國家決定什麼是思想自由，國家決定什麼是真理，國家賦予權利，國家可以剝夺權利。」這種觀念與美國開國元勳強調個人權利和有限政府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關鍵歷史轉折點

1912年威爾遜當選標誌著進步主義政策的全面實施：

• 1913年：通過《收入法案》引入所得稅（第16修正案）
• 1914年：簽署《聯邦儲備法案》和《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
• 1930年代：新政時期對《商業條款》的擴大解釋，導致政府權力爆炸式增長

這些措施為「行政國家」的資金來源和權力基礎奠定了法律框架。

「行政國家」的運作機制

權力集中的結構

現代美國政府已經發展成為「龐大的行政國家，由精英主義、傲慢的官僚組成，他們未經選舉且不負責任」。這個體系的特點包括：

未經選舉的官僚掌權：實際治理權力掌握在未經民選的聯邦雇員手中，他們不受選民直接問責。

國會權力下放：國會議員為了避免艱難決策和確保連任，將立法權力下放給行政機構。

資金支持體系：國會通過持續拨款維持並擴大行政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

具體案例分析

聯邦儲備委員會：擁有23,000名員工，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矽谷銀行破產事件中的表現受到質疑，但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

國土安全部：9/11事件後成立，擁有250,000名員工，自成立以來從未被重新授權，顯示了機構一旦建立就難以撤銷的特點。

退伍軍人事務部：拜登離任時有954,000例案件積壓，部分原因是員工遠程工作，反映了官僚效率低下的問題。

大科技公司與政府的共生關係

審查外包機制

政府與大科技公司建立了複雜的合作關係，「將其審查和其他違憲的惡行外包給這些大公司」。這種做法規避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通過私人公司實現政府無法直接進行的言論控制。

新冠疫情期間的合作

疫情期間，政府與大科技公司合作壓制所謂的「錯誤信息」，這一做法引發了對言論自由和政府權力邊界的深刻擔憂。

國會的失職與共謀

兩黨的共同責任

令人失望的是，不僅民主黨，共和黨也「每次都隨波逐流，投票通過這些獎勵那些完全無視我們監督的機構的支出法案」。這種兩黨合作實際上助長了「行政國家」的擴張。

角色錯位

國會議員逐漸將自己定位為選民與行政機構之間的「協調員」，而不是履行其憲法規定的立法和監督職責。這種角色錯位削弱了權力制衡的基本原則。

川普現象：局外人的挑戰

「抽乾沼澤」的意義

川普被視為「偉大的局外人」，他「將這個行政國家暴露在陽光下，浮出水面，現在美國人民有機會奪回他們的政府」。2016年的「抽乾沼澤」口號不僅是競選策略，更代表了對整個政府結構的根本性挑戰。

第一任期的經驗教訓

川普第一任期努力對抗聯邦部門和機構，但面臨巨大阻力。這一經驗揭示了「行政國家」的自我保護能力和改革的艱難性。

解決方案：重建共和政體

立法改革措施

RAINS法案：要求國會對影響經濟超過1億美元的行政法規進行投票，恢復國會的立法權威。

總統扣押權：恢復總統不支出國會撥款的權力，這一權力在尼克森政府之前被普遍行使。

零基預算：對政府所有部門進行徹底的預算審查，消除無效和重複的項目。

結構性改革

大規模裁員：削減聯邦雇員數量，提高政府效率。

機構搬遷：將聯邦機構遷出華盛頓特區，打破權力集中的地理基礎。

去中心化：將權力從聯邦政府下放給州和地方政府。

司法干預的作用

聯邦法院被視為「管道工」，有望通過停止「謝弗倫（Chevron）」和「奧爾（Auer）」尊重原則來限制行政機構的權力。預計未來20年，聯邦司法機構將通過限制行政機構權力來「修復」政府。

馬斯克現象：透明度的力量

埃隆·馬斯克因揭露政府信息和推動透明度而受到讚揚，同時也被指控進行「非法橫衝直撞」。這一矛盾反映了透明度與既得利益之間的根本衝突。

馬斯克對推特（現X）的收購和「推特檔案」的公開，為公眾了解政府與大科技公司合作的內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窗口。

歷史的警示：里根的預言

40年前，羅納德·里根警告說：「沒有哪個國家在官僚國家主義的道路上走到如此之遠後還能回頭。一旦你沉淪，你就完了。」這一預言在今天看來格外具有現實意義。

面臨的挑戰與阻力

既得利益的抵抗

「行政國家」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網絡，包括：

• 數百萬聯邦雇員
• 依賴政府合同的私人公司
• 受益於現行體制的政治精英
• 與政府合作的媒體和科技巨頭

文化與觀念的轉變

華盛頓特區的「實踐、政治和文化都與一個健康、運作良好的美利堅共和國背道而馳」。改變這種文化需要長期的努力和廣泛的社會動員。

國際視野：全球官僚化趨勢

美國的「行政國家」問題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全球官僚化和技術官僚統治趨勢的一部分。歐盟的超國家機構、聯合國體系的擴張，都反映了類似的權力集中模式。

技術變革的雙重影響

數字技術既為「行政國家」提供了更強大的監控和控制工具，也為公民監督政府、促進透明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社交媒體、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等都可能成為重塑政府權力結構的關鍵因素。

結語：共和國的十字路口

美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繼續沿著「行政國家」的道路走向更深的官僚化和權力集中；另一方面是回歸開國元勳的有限政府和權力制衡理念。

最終目標很明確：「打破國家，抽乾沼澤，恢復共和國。」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的不僅是政治意願，更需要深刻的制度改革、文化轉變和公民覺醒。

特別檢察官的任命只是這場更大鬥爭的一個縮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某個具體的調查或起訴，而在於美國能否重新找回其立國之本——一個真正由人民治理、為人民服務的有限政府。

這場鬥爭的結果將不僅決定美國的未來，也將影響全世界對民主政治和憲政共和國的理解。正如文中所言，「行政國家需要仁慈的獨裁者。而我們沒有仁慈的獨裁者。我們有人類。」認識到權力的人性弱點，建立有效的制約機制，這正是美國憲政體制的核心智慧，也是當今改革的根本方向。

時間將證明，美國人民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來完成這一歷史性的轉變，重新奪回他們的政府，恢復真正的共和政體。

⚡️ Website www.teslabook.me
📡 Telegram t.me/eaglenet1776

@2025尼古拉特斯拉圖書館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