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ge of Deception Full Documentary 2018 由B. A. Brooks執導的這部2018年紀錄片,探討美國經濟崩潰背後被指稱的隱藏議程與全球主義計畫。影片邀請了Steven Crowder、David Icke與Lou Dobbs等人參與,透過心理分析與企業運作的角度,描繪所謂「新世界秩序」的崛起。 透過訪談與歷史影像資料,影片鼓勵觀眾質疑自由逐漸流失的現象,以及權力集中化的趨勢。
一切從一首溫柔的歌曲開始。
「我想給世界買一個家,用愛來裝飾它……我想教世界和諧地歌唱……」
這是可口可樂1971年著名廣告歌曲《我想教世界唱歌》的旋律。清澈、甜美、充滿善意。然而,當這段旋律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冷酷、急促、令人不寒而慄的宣言——
「你的手機、你的錢包、你的時間、你的想法。你的血、你的汗、你的激情、你的遺憾。你的藥、你的大麻、你的身體、你的笑聲。我們想要……我們想要你的靈魂。」
理想的烏托邦與赤裸的占有,在不到一分鐘之內完成了最殘酷的並置。
這部聲音蒙太奇作品,不是一首普通的歌。它是一份警告書,一份以音樂、演講、課堂錄音、電影對白和訪談拼接而成的時代診斷書。它的核心主張只有一個:你正在被編程。而且一直都是。
在開場的烏托邦幻象破滅之後,作品以一種清單式的方式,系統性地列出了現代社會對個體的全面索取——
不只是你的錢,不只是你的時間,而是你的思想、你的恐懼、你的情感、你的計畫、你的孩子的照片、你的家庭地址、你的睡眠習慣、你的螢幕數據。
然後是承諾:
「我們會給你免費的錢,我們會給你食物,我們會給你夢想,幫你吹走憂愁。我們會賣給你廉價的東西,讓你背上債務。想要賓士?我們給你現金。」
這是一筆交易。你用靈魂換取夢想的替代品——用上了Polo衫、喝了可樂、看了電視、買了雜誌、打了電動、梳了頭髮、穿了牛仔褲。你的「沙發前的更好生活」,你的一切,都被精準地打包成商品呈獻在你面前。
然後,作品的聲音切換,語調突然變得嘲諷:
「回到床上,美國。你的政府又在掌控之中了。在這裡,看這個,閉嘴。你被告知可以自由。你被告知可以自由。」
這句「你被告知可以自由」,是整部作品最具諷刺力量的一句話。它在不同的語境中反復出現,每一次都是對「自由」這個詞語最深刻的嘲弄。
作品引用了美國著名批評家H.L. Mencken於1924年在《美國水星》雜誌中的一段話:
「公共教育的目標,不是用知識填滿年輕人、喚醒他們的智慧。那與真相相差甚遠。目標很簡單——將盡可能多的個體削減到同一個安全水平,培育和訓練標準化的公民,壓制異見和原創性。這就是美國的目標。」
接著,作品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實則深刻的問題:
「有所謂『非批判性思維』這回事嗎?思考,是為了形成觀點而處理資訊的過程。但如果我們在處理資訊時不保持批判性,我們真的在思考嗎?還是我們只是在盲目地接受別人的意見作為真相?」
這一對「批判性思維」本身的質疑,貫穿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在一個宣稱自己在教你思考的系統裡,真正的思考早已被替換成了服從的訓練。
作品中最令人動容的片段之一,是一位以全班第一名身份畢業的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她沒有感謝學校,沒有展望未來,她說的是——
「回顧過去,我不能說我比我的同學更聰明。我只能証明,我是最擅長按照指示行事的人。我站在這裡,應該感到驕傲,因為我完成了這段灌輸。我將離開,進入下一個被期待的人生階段,以獲得一份証明我有工作能力的紙質文件。」
她繼續說:
「當其他人坐在課堂上塗鴉,後來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我坐著記筆記,成了一個優秀的應試者。當其他人沒有完成作業,因為他們在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我從不缺交。當其他人在創作音樂和寫歌詞,我決定做額外的加分作業,儘管我根本不需要。」
「我已經成功地証明了我是最好的奴隸。」
這段演講,是對整個現代教育體系最犀利、也最悲哀的控訴。它來自一個「贏家」之口,卻道出了整個制度的輸家邏輯——那些乖乖背誦、按時交作業、不越線提問的孩子,最終成為了系統最完美的產品。
作品引用了獲獎教師約翰·泰勒·加托(John Taylor Gatto)的深入研究,追溯了現代義務教育制度的歷史根源。
加托指出,強制性的普及教育首次在地球上被成功實施,是在19世紀初的普魯士——在軍事統治下。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一個政府能夠系統性地將「主權人類」轉化為「人力資源」(這是一個德語複合詞的直接翻譯)。通過讓人們的思維碎片化,只能成為管理用的專業工具,而無法在更廣泛的脈絡中思考。
這套制度如何進入美國?加托指出,霍拉斯·曼(Horace Mann)受新英格蘭的鐵路與煤炭利益集團委托,於1852年在麻薩諸塞州推動了強制就學法。然而,這並非受到民眾歡迎的改革——事實上,反抗十分激烈,甚至有地方需要出動民兵,將兒童在武裝護衛下強制帶進學校。
為什麼會有如此激烈的抵抗?因為民眾早就懷疑,這套制度的目的,與「教育」無關,而與「控制」息息相關。
美國教育局1872年的一份文件印証了這種懷疑:
「灌輸知識,教工人感知並計算他們的委屈,使他們在勞資鬥爭中成為更強大的對手。這種賦權必然阻礙工業的發展。」
1888年的參議院教育委員會報告更為直白:
「我們相信,教育是近年來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1903年的《大西洋月刊》呼籲在學校引入「科學管理」,知名教育理論家威廉·貝格利(William C. Bagley)強調「無條件服從」的必要性——新系統將訓練兒童以適應20世紀美國,他們的角色是滿足商業、工業和政府的需求。
加托的結論犀利而沉重:義務教育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啟蒙,而是為了將人轉化為順從的勞動工具。
作品在此引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兩個奠基性實驗,並將其與現代社會的控制機制直接掛鉤。
巴甫洛夫(Ivan Pavlov)最初研究的是消化作用,卻意外發現了「古典制約」——通過將中性刺激(如鈴聲)與食物配對,可以讓狗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光聽到鈴聲就開始分泌唾液。他的發現得出了一個革命性的結論:有機體能夠感知的任何刺激,都能夠誘發有機體能夠做出的任何反應。
這意味著:任何聲音、視覺、氣味,都能影響我們肌肉的緊張與放鬆、情緒的起伏,乃至我們態度的形成。
B.F. 斯金納(B.F. Skinner)則更進一步,提出了「操作性制約」。他的飢餓鴿子實驗展示了一個鏈條:行為→獎勵→重複→強化→行為改變。通過精確控制環境,斯金納宣稱可以讓鴿子做出沒有人預料會發生的複雜行為——而他相信,如果這對鴿子有效,對人類同樣有效。
作品隨即切入一個令人不安的波斯語課堂場景——老師要求學生反復背誦「2+2=5」,任何提出「2+2=4」的學生都遭到懲罰和排斥,而那些乖乖說「5」的學生則受到表揚。
這不只是喬治·歐威爾《1984》的引用。這是一個關於制度如何通過獎懲機制重塑現實感知的活生生示範。
作品中,一位批評者以沉重的語氣宣告:
「我們正活在一個大欺騙的時代。對批判性思考者和調查研究者而言,那種明目張膽的欺騙正在如前所未有地堆積。它比普通人可能想像的更無所不在——從歷史到體育成績,從名人死亡到日常新聞,甚至到現代科學,我們淹沒在錯誤資訊、假新聞和被操縱的事件之中。」
他特別指出了一個心理學上的諷刺:那些依然沉睡、信任系統、迷失在「矩陣」中的人,往往覺得自己足夠理性清醒、不會被任何事情愚弄。
「諷刺的是,這些人恰恰是最容易被愚弄的人。」
要看清真相,需要先承認自己的無知:
「為了知道事物的真相,你必須先把自己帶到這樣一個地點——意識到你什麼都不知道。然後,當你學會停止盲目信任那些曾經被你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你才開始看到真實的圖景。」
作品進一步警告:在這個時代,謊言不再來自明顯的惡棍,而是來自我們熟悉的、我們信任的、為我們代言「進步議題」的面孔,以極其細膩和漸進的方式,在我們不知不覺中推行特定議程。
作品以廣受尊敬的科學傳播者尼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的一段病毒式視頻為切入點,進行了一次複雜的批判性解構。
泰森在視頻中痛批美國的「反智主義」,指出人們喪失了辨別真相與謊言的能力——這個論點本身,得到了作品的認同。然而,泰森接著以「進化論應被教為事實而非理論」、「疫苗懷疑論」和「反基改食品」這三件事為例,作為「反智」的証據。
作品在此打斷並反問:
進化論,根據定義,是一個「理論」。麥克·彭斯(Mike Pence)說進化論應被教授為理論而非事實,在科學術語上是準確的。作品並非主張進化論的真偽,而是指出:一個宣稱要糾正「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人,卻把一個完全合理的科學術語用法呈現為錯誤——這本身就是對公眾的誤導。
關於疫苗,作品的立場不是全面反對疫苗,而是質疑「強制化」和「過度疫苗化」的趨勢,以及越來越多獨立科學社群所指出的、部分疫苗可能存在的健康風險,和製藥工業對「科學共識」的商業性影響。
作品的核心批判是:當最大的工業資本可以購買最有公信力的科學聲音,然後以「科學」的名義壓制所有異見,並讓大眾透過社群媒體互相嘲諷「反科學者」——這個過程本身,已經從啟蒙墮落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灌輸。
「他們不想讓你有獨立資源,不想讓你相信自己的判斷和可以親眼觀察的經驗證據。他們想讓你信任他們安排好的權威,來告訴我們在所有問題上應該怎麼想。」
哈佛心理學家、《淺薄》(The Shallows)作者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一場演講中,以大量神經科學研究揭示了數位環境對人類思維的深層衝擊。
人類生來就渴望資訊——每當我們找到新資訊,大腦就釋放多巴胺,這是一種產生愉悅感的神經傳導物質,也是幾乎所有成癮行為的關鍵角色。這種本能在遠古時代幫助人類存活,但在數位時代,它卻被設計成一個永無止境的陷阱。
研究數據觸目驚心:人們平均在每個網頁上停留約十秒;辦公室員工每兩分鐘就瞥一眼電子郵件收件夾,是他們自己意識到次數的十倍;普通成年人每天查看智慧型手機約一百六十次,相當於清醒時每六分鐘一次;青少年平均每月發送或接收約三千三百條短訊,女生超過四千條——整個清醒時間平均每六分鐘一條。
這對深度思考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人類的工作記憶(意識)極為有限,一次只能容納約二至四個資訊單元。深度思考的關鍵,在於將工作記憶中的資訊轉移到長期記憶,建立豐富的聯結。但這個「記憶鞏固」過程,需要持續的專注作為觸發條件。
當數位環境以「通知」、「更新」、「點讚」持續轟炸工作記憶,每一個新的資訊碎片都在清空之前的思考,記憶鞏固永遠無法完成。結果是:
「我們正在以奴役於技術的代價,失去自己最深刻思考的能力。」
史丹佛大學的一項研究更發現,「重度多工者」在六項認知能力測試中,全部表現遜於「輕度多工者」——包括多工本身的能力測試。更令人警醒的是,重度多工者分辨重要資訊與瑣碎資訊的能力,顯著低於輕度多工者。他們的注意力完全被「新鮮感」所主導,而非被「重要性」所引導。
作品最具爆炸性的部分,是Facebook聯合創辦人尚恩·帕克(Sean Parker)和前Facebook副總裁查馬斯·帕利哈帕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的公開告白。
帕克說:
「我們是如何消耗你盡可能多的時間和意識注意力?答案是,我們需要不時地給你一點多巴胺刺激——因為有人給你的照片或貼文按了讚、留了言。這會驅使你貢獻更多內容,得到更多點讚和留言。這是一個社會認可的反饋循環。作為一個像我這樣的駭客,你是在利用人類心理的弱點進行駭客攻擊。我們這些創造者——我、馬克、Instagram的凱文·西斯特羅姆——是有意識地理解這一點的。我們還是這麼做了。」
帕利哈帕蒂亞則更進一步:
「我感到極度愧疚。我認為我們創造了撕裂社會結構的工具。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知道可能會有壞事發生,但我們沒想到會是這樣。那些短期的多巴胺驅動反饋循環正在摧毀社會的運作方式——沒有公民對話,沒有合作,只有錯誤資訊和謊言。這不只是美國的問題。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帕利哈帕蒂亞隨後說出了他的個人決定:
「我自己已經不用這些東西了。我的孩子不被允許使用它。」
作品對此毫不留情地追問:這就像把大量快克(crack cocaine)免費分發出去,等十四年讓所有人好好上癮,然後出來說「對不起,那東西對你的大腦真的很不好,我應該早點警告你的。」
他們是有意識地這麼做的。
作品在接近尾聲時,提出了一個關於系統性欺騙架構的核心洞見。
所有的謊言——歷史的、新聞的、科學的、政治的——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層層疊加,形成一座「謊言之塔」,每一層謊言都在支撐著下面那層謊言的合法性。
這個結構最狡猾的設計在於:它把被奴役的人分散到不同陣營,讓他們互相爭鬥,彼此指責,而非共同面對使他們被奴役的根本原因。
「就像在醫療領域,我們被訓練只對症狀做出反應,同時用損害身體的方案來延長疾病。我們無法通過對抗症狀來逃脫這種癌症般的奴役。唯一的方法是關注根源。切除腫瘤並不能解決問題。了解它為何生長,並在我們的生活中做出正確的改變,才能給我們力量去消除這個控制疾病的系統。」
冰島一位社會活動家在作品末尾給出了她的判斷:
「只有一件事,能讓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感到足夠的恐懼,讓他們不再想掌握權力——那就是革命的威脅。我很抱歉,但這是在這裡唯一有效過的東西。」
儘管整部作品充滿了令人絕望的社會批判,它並未在悲觀中結束。
作品援引了一句看似陳腐、實則有力的舊話:「知道,就已是成功的一半。」
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知道你無法信任媒體上看到的一切,知道大型企業沒有你所擁有的良知和同理心——這本身,已經是邁向改變的巨大一步。
作品呼籲的具體行動包括:
從心理奴役中解放自己,停止把「在新聞上看到了」或「在著名出版物上讀到了」等同於「這是真的」。
對那些試圖「硬性脫離」這些工具的人,作品引用帕利哈帕蒂亞的話給予支持:
「如果你餵養這頭野獸,這頭野獸就會摧毀你。如果你推回去,我們就有機會控制它、制約它。現在是人們需要硬性脫離某些工具的時刻。」
而改變的起點,不在遙遠的聯邦政府,不在全球性的對抗:
「我相信唯一可能的改變需要從在地開始。如果我們連一個地方都改變不了,怎麼能期望改變所有地方?」
這部聲音蒙太奇作品不是一首讓你跟著哼唱的歌。它是一記耳光,一聲警報,一份需要你靜下來、閉上手機、用你還剩下的深度思考能力去消化的宣言。
從義務教育的普魯士根源,到行為主義心理學對人類行為的工程化;從消費主義對靈魂的系統性置換,到社群媒體對大腦神經迴路的刻意重塑——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歷史悠久的、多層次的控制系統。
而這個系統最精妙的地方,是讓你相信:你是自由的。
「你被告知可以自由。你被告知可以自由。」
這句話之所以令人不安,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明顯的謊言。而是因為,在它被說出的那一刻,大多數人都在點頭。
也許,真正的自由,從懷疑那個點頭的衝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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