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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rch 2026

1913-動盪的開端

1913 - Seeds of Conflict 這部 2015 年的紀錄片由 Ben Loeterman 執導,改編自 Amy Dockser Marcus 的著作《Jerusalem 1913: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影片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社會中逐漸分化的力量。當時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鄂圖曼統治下大致能和平共處,但各自的民族認同正在逐步形成並走向競爭。 影片呈現了不同民族身份的興起:一方面,猶太移民開始建立農業定居點與文化機構;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逐漸強化自身的民族意識,並主張對土地的權利。 紀錄片聚焦幾位關鍵人物,例如來自德國的猶太復國主義土地代理人 Arthur Ruppin,以及從美國返回的教育家 Khalil Sakakini。故事最終聚焦於 1913 年發生在 Rehovot 的暴力衝突——圍繞土地問題的緊張關係爆發成致命對抗,為之後一個世紀的衝突埋下了種子。 透過戲劇化重現、歷史影像與歷史學家的訪談,影片描繪了一個關鍵時刻:原本共同擁有鄂圖曼帝國公民身份的社會,開始分裂為不同的民族群體。這部作品也為理解 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複雜而深遠的歷史起源提供了重要視角。
 

1913:衝突的種子 - 巴勒斯坦阿以紛爭的歷史根源全解析

 

前言

1975年,一位研究者開始尋找一部失蹤已久的電影。三十年後,一通來自法國的電話,打破了沉默。

電話那頭說,有人在法國發現了三到四個盒子,裡面裝著大約170捲、每捲20公尺長的巴勒斯坦電影膠卷。研究者立刻確認:那正是他三十年來苦尋不得的那部紀錄片——1913年拍攝的《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Jews in Palestine)。

這部電影是聖地最早的動態影像之一,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便神祕消失,一度被認為已永久失傳。

然而,當我們以現代眼光重新審視這部影片,很難不去思索:鏡頭停止轉動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在1913年那個看似平靜的年代,有沒有一個轉捩點,一個本可以走向不同方向的歷史岔口?

這部紀錄片試圖追溯答案。它的故事,從一部電影開始,卻遠遠不止於此。

一、失而復得的影像:一部電影與一個失落的世界 [00:00:39]

電影的誕生與消失

《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生活》由電影製作人**諾亞·索科洛夫斯基(Noah Sokolowski)**拍攝於1913年,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委託製作的宣傳影片,同年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十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首映。

影片的核心意圖,是向全球猶太人展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的成就與可能性——一片流著奶與蜜之地的夢想,與東歐猶太人在家鄉所承受的迫害,形成了鮮明而震撼的對比。

影片中所呈現的,是一種純真——一個失落的世界,充滿了人們對所做之事的熱情與信念。然而,一戰爆發後,這部影片便從世界上消失了,此後數十年間,無人知曉其下落。

選擇性的現實

然而,重新發現這部影片的研究者們注意到:攝影師的鏡頭是有意識地被選擇過的。

當鏡頭對準猶太定居者站立的沙丘,背後是廣闊的空地,呈現出一片「無人之地」的景象。但若攝影師轉身180度,他將看見的是基督徒與穆斯林地主的大片果園,以及繁華熱鬧、具有活躍區域與國際經濟地位的港口城市雅法(Jaffa)

這部影片為一句日益流行的猶太復國主義口號提供了「紀錄片證據」:

「一塊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人民。」

這句口號的潛台詞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構成一個民族實體,他們只是「普通的阿拉伯人」,無根無據,如同自然界的樹木、岩石與羊群,與土地渾然一體卻毫無主權。

精神猶太復國主義的重要領導人**阿哈德·哈姆(Achad Ha'am)**對此提出了警告:

「阿拉伯人不是驢子。阿拉伯人有自尊。這可能會反過來困擾我們。」

二、奧斯曼巴勒斯坦:衝突爆發前的多元世界 [00:04:03]

19世紀中葉的人口面貌

在19世紀中葉,今日所稱的巴勒斯坦地區,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由數個省份或行政單位組成,北至貝魯特省,南至西奈半島,核心城市是直接由伊斯坦布爾管轄的耶路撒冷

當時約有50萬奧斯曼臣民居住於此:

  • 超過40萬穆斯林
  • 約6萬基督徒
  • 約2萬猶太人

土地即生命:在地居民的認同

對當地居民而言,這片土地不僅僅是耕作的場所,更是生命記憶與自我價值的所在。土地的地形是當地歷史與所有權的一部分,是可以傳給子女的遺產,更是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尺。

巴勒斯坦首先是一個奧斯曼地區——這個看似簡單的事實,卻是人們在後來的歷史中最容易遺忘的。

塞法迪猶太人的融合

直到19世紀80年代,巴勒斯坦一半的猶太人是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c Jews),源自地中海世界。他們認同奧斯曼身份,說阿拉伯語,與基督徒一樣接受自己在帝國中的次等地位,並融入當地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這種相對和諧的共存狀態,在前民族主義時代,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1913年耶路撒冷的文化流動

1913年的耶路撒冷,並沒有後來那種明確的「穆斯林區」、「基督徒區」的分隔。猶太人、基督徒與穆斯林在舊城的各個街區交錯混居,形成了一種真實的文化流動。

阿拉伯基督徒音樂家**瓦西夫·舒哈里耶(Wasif Shohariyeh)**的日記,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城市生活記錄。他的樂隊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共同組成,咖啡館的聽眾同樣多元——咖啡館是中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夜晚聚集、交流的公共靈魂場所。

持有奧斯曼公民身份的猶太人,不僅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融合,更融入了奧斯曼政治框架,能夠擔任公職、出任市長,甚至被選入奧斯曼議會。

三、東歐的震盪:第一次猶太移民潮與復國主義的誕生 [00:06:17]

大屠殺與大移民

188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遭到刺殺。一時間,東歐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被指控為引發社會動盪的替罪羊,大規模的反猶暴力浪潮——波格羅姆(pogroms)——席捲整個東歐。

1882年至1903年間,約200萬猶太人離開東歐,踏上漫漫流亡之路。其中絕大多數人選擇前往美國,尋求更好的經濟機會;僅有2%至3%的人最終抵達巴勒斯坦。這波移民被稱為第一次移民潮(First Aliyah)

來到聖地的猶太移民

來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大多仍出於宗教動機——來到聖地研讀經文,或希望百年之後能葬於此地。他們幾乎沒有農業背景,對巴勒斯坦的耕作方式一無所知,其生存條件之艱困可想而知。

儘管如此,移民們以充滿希望的名字命名他們建立的定居點:里雄萊錫安(Rishon LeTzion,鋅安第一)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希望之光),以此表達對回歸聖地的渴望與信念。

第一次移民潮使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幾乎增加了三倍。

奧斯曼帝國的困境

19世紀,民族主義浪潮橫掃歐洲,奧斯曼帝國在四面楚歌之中開始瓦解。帝國試圖阻止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因為它不願在已然動盪的版圖上,再添一個懷有民族抱負的新勢力。

然而,過時的移民法律形同虛設。許多猶太移民保留原籍國籍,受本國領事館庇護,不受奧斯曼法律管轄;更多人抵達後便悄悄「消失」於巴勒斯坦各地,難以追蹤或驅逐。

赫茨爾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崛起

在歐洲,一種全新的猶太政治身份正在成形。

1896年,維也納猶太記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撰寫了《猶太國》(Der Judenstaat),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宣言。赫茨爾的診斷是:猶太人作為民族國家體系中的「無家可歸者」,是反猶主義的根本原因。解決之道,是建立屬於猶太人自己的國家。

1897年,赫茨爾在瑞士巴塞爾召集了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代表們一致認為,歷史上最後一個猶太王國所在的巴勒斯坦,是唯一能讓全球猶太人團結起來的地方。

耶路撒冷市長的警告

1899年,耶路撒冷市長**優素福·哈利迪(Youssef Khalidi)**對歐洲猶太復國主義活動深感憂慮,主動透過一系列信件聯繫赫茨爾,發出了鄭重的警告。然而,這個聲音未能阻止歷史的車輪繼續轉動。

四、雷霍沃特的土地糾紛:早期衝突的預兆 [00:09:44]

第一場土地爭奪

在移民定居點雷霍沃特(Rehovot)——位於雅法東南約25公里——發生了新移民與阿拉伯鄰居之間的第一次土地糾紛。

一群貝都因人長期在此耕作,雖非土地所有者,卻視這片土地為自己賴以為生的場所。當猶太定居者要求貝都因人離開時,後者拒絕服從,堅持認為自己對土地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並要求獲得賠償。

在土耳其檔案館新近發現的一份請願書顯示,以阿拉伯人**阿布·哈提巴(Abu Hatiba)為代表的貝都因人曾向蘇丹申訴,記錄了他與俄裔定居者列文·愛潑斯坦(Levin Epstein)**之間的激烈對峙。

伊斯坦布爾的輕描淡寫

對於這類事件,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態度是:不過是些微不足道的地方誤會。帝國高層對遠在巴勒斯坦的衝突訊號視而不見,卻不知這些「小誤會」正是日後百年風雨的前奏。

五、奧斯曼猶太人的兩難:阿爾伯特·安特比的警示 [00:21:23]

夾縫中的身份

大馬士革出生的塞法迪猶太人阿爾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是理解這段歷史複雜性的關鍵人物。他精通阿拉伯語、土耳其法律與伊斯蘭法律體系,深植於奧斯曼文化之中。若你問他是什麼人,他的答案是:「我是奧斯曼人。」

安特比對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帶來的文化衝擊深感憂慮。他認為這些外來者正在摧毀當地猶太社群與奧斯曼國家之間長期維繫的微妙平衡。

他留下了一句預言性的話語:

「如果我們不改變方法,我預言我們將直接走向奧斯曼反猶主義的死胡同。我們不能透過驅逐他們的公民來感謝他們,然後用俄羅斯人取而代之。這些俄羅斯猶太人效忠奧斯曼旗幟嗎?不。他們揮舞著猶太復國主義旗幟,用意第緒語或俄語唱歌。」

夾在兩端之間的調解者

安特比並非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他支持猶太人的經濟賦權,因此常被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請託協助土地交易與對奧斯曼當局的斡旋。他知道每個人,也認識每個人,卻始終處於兩端拉扯的困境之中。

六、青年土耳其革命:短暫的希望與隨之而來的裂痕 [00:25:29]

帝國的危機與革命的爆發

進入20世紀,奧斯曼帝國已四面楚歌:同時與多個鄰國交戰,內部派系紛爭不斷,領土一塊塊從版圖上消失。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絕望中加緊對剩餘領土的控制,卻為時已晚。

1908年,一批知識分子與軍官聯合發動了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蘇丹的舊體制。革命者們相信,他們將建立一個以法國大革命精神為基礎、奧斯曼公民身份為紐帶的自由平等新秩序。

各方的狂喜

革命的消息在整個巴勒斯坦引發了巨大的狂喜。

在紐約打拼、等待革命消息的年輕巴勒斯坦基督徒教師哈利勒·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在日記中記錄了當他得知革命成功時內心的激動。他迅速回到故土,建立學校,創辦報紙,出版著作,在年輕的基督徒與穆斯林阿拉伯人中喚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認同與民族意識。

音樂家瓦西夫·舒哈里耶的日記同樣記載了革命之夜的景象:每個房子、每間商店、每條街道都點燃了蠟燭,人們徹夜歌唱、跳舞、高呼,直至黎明。

慶典之下的裂痕

然而,革命的歡慶掩蓋了巴勒斯坦新奧斯曼社會內部已然成形的深層裂痕。

各個群體雖因革命而短暫地站在同一陣線,但對革命的期望卻大相徑庭。猶太人歡迎革命帶來的更大自治空間,阿拉伯人渴望民族平等,而塞法迪奧斯曼猶太人則希望維護已有的文化融合——每個人心中的「美好未來」,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圖景。

七、亞瑟·魯平的藍圖:「征服土地」的實際推進 [00:31:42]

實際猶太復國主義的設計師

剛從德國抵達的統計學家兼社會學教授亞瑟·魯平(Arthur Ruppin),被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任命負責在巴勒斯坦推動定居工作。他帶來了一個清晰而務實的信念:要實現猶太國家的夢想,必須先建設基礎設施——道路、電力、醫療、教育,以及,最重要的,購買土地。

「N形」定居點的戰略布局

魯平將第一次移民潮留下的四、五個主要殖民地塊連接起來,形成了著名的**「N形」定居模式**。

這個布局有其精心的戰略考量:

N形刻意避開了丘陵地區——那裡的土地由眾多小農私有,他們對土地有深厚的情感依附,幾乎沒有出售意願。

沿海平原的土地則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而這些地主中有許多是缺席地主——他們本人並不居住於此,願意以高價出售。

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對土地的強烈需求推高了地價,他們也願意支付遠高於市價的金額,由此形成了大量土地交易的可能性。

法律的灰色地帶

魯平充分利用了這個時代的法律模糊性:有規則,有法律,但總有辦法繞過去。透過賄賂地方奧斯曼官員、尋找法律或非法的漏洞,猶太復國主義者得以持續推進土地購買,而奧斯曼帝國既無力、或許也並非總有動力去阻止這一切。

八、第二次移民潮與「征服勞工」 [00:22:40]

第二波浪潮:社會主義革命者的到來

1903年,東歐新一輪大屠殺引發了第二次移民潮(Second Aliyah),規模是第一次的兩倍。這一批移民以年輕的俄羅斯社會主義活動者為主——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曾參與1905年俄國革命,帶著堅定的政治使命感抵達巴勒斯坦。

他們與第一次移民潮有根本的不同:更積極、更具政治意識,對巴勒斯坦的地緣政治局勢有更清醒的認知。

集體農場的誕生

這批新移民不適應巴勒斯坦的土地、氣候與工作條件。為了克服個人的不足,他們建立了集體農場——共同分擔家務、共同撫養孩子、共享才能、金錢與勞動成果。這種模式後來演變為以色列著名的基布兹(kibbutz),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最重要的制度基石,由**曼亞·肖哈特(Manya Shokhat)**等領導人大力倡導。

「征服勞工」的意識形態轉變

然而,第二次移民潮帶來的,不僅是制度創新,更是一場意識形態上的深刻轉變。

當這批新移民來到第一次移民潮的定居點,他們看到的景象令他們無法接受:猶太農場主人坐在上位,監管著數百名阿拉伯工人。

他們斷然拒絕這種「阿拉伯勞工」模式,提出了**「征服勞工(Conquest of Labor)」**的主張——猶太人必須親自耕作自己的土地,建設屬於猶太人的農業社會,成為「新猶太人」。

社會主義先驅們高呼「純粹猶太勞工」的口號。這個看似只是勞動政策的轉變,卻在無形中將一個地方性的土地爭議,提升至民族層面的競爭。隨著阿拉伯農民被取代,阿拉伯民族主義開始在薩卡基尼等人的聲音中萌芽成長。

九、媒體覺醒與議會警示:阿拉伯聲音的崛起 [00:37:46]

新聞自由化帶來的思想風暴

青年土耳其革命後,新聞自由化導致阿拉伯語報紙數量空前增加。許多報紙迅速將目光聚焦於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的影響,成為反對聲音的重要平台。

1908年,記者納吉布·納薩爾(Najib Nassar)創辦《卡梅爾報》(Al-Karmel),成為批評猶太復國主義威脅最具影響力的聲音之一。

雅法知識分子伊薩·阿爾-伊薩(Issa Al-Issa)則創辦《巴勒斯坦報》(Philistine),矛頭直指那些以高價將土地賣給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阿拉伯缺席地主,措辭犀利而毫不留情。

魯希·哈利迪的國會警告

在伊斯坦布爾的奧斯曼議會中,耶路撒冷選出的民選代表魯希·哈利迪(Ruhi Khalidi)——他正是1899年發出警告的耶路撒冷市長優素福·哈利迪的侄子——再度發出緊急警示。

魯希·哈利迪曾親自騎馬走訪各個猶太定居點,坦承對他們的建設成就印象深刻,甚至稱讚那裡的葡萄酒美味。但他同時敏銳地察覺到:每一個定居點都設有守衛盤問來訪者的身份,這預示著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整體願景正在成形。

他在議會中反覆強調,這不僅是對巴勒斯坦人的威脅,更是對整個奧斯曼國家的威脅。

然而,議員們只問了一個問題:「猶太人有繳稅嗎?」

魯希·哈利迪回答:「是的。」

議員們便說:「那有什麼問題?」

十、哈肖默的誕生:武裝護衛與升級的對立 [00:43:27]

從阿拉伯守衛到猶太武裝

隨著定居點數量增加,保護這些聚落的需求日益迫切。起初,定居者雇用的守衛往往是鄰近阿拉伯村莊的居民,有時甚至形成一種非正式的「保護費」系統——守衛的工作本身,並不代表民族層面的對立。

然而,**哈肖默(Hashomer)**的建立,標誌著一個質的轉變。

哈肖默成為第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組織,全部由猶太守衛組成。他們大多來自俄羅斯,穿著貝都因人的服裝,騎馬巡邏,但往往不會說阿拉伯語,由此造成了諸多摩擦與誤解。

對於這批守衛的描述並不光彩——「文盲、沙文主義者,說著蹩腳的意第緒語,動輒咒罵」。部分歷史學者認為,哈肖默非但沒有緩解緊張局勢,反而加劇了衝突。

哈肖默的口號是:

「在血與火中,猶大淪陷;在血與火中,猶大將再次崛起。」

到了1913年,這種帶有挑釁意味的存在,已將整個地區的緊張氣氛推升至危險的臨界點。

十一、1913年雷霍沃特事件:衝突的轉捩點 [00:47:47]

從盜葡萄到槍戰

所有報告都一致認為,事件起因極為平凡:一場簡單的葡萄盜竊。

來自鄰近村莊的阿拉伯駱駝司機,在前往雷霍沃特運送貨物途中,進入葡萄園偷摘了幾串葡萄。一名哈肖默守衛追趕上去,並對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施以殘暴的毆打,隨後守衛的武器被奪走。

消息在幾小時內傳遍四方。更多哈肖默守衛從雷霍沃特趕來集結;對方村莊的援兵也隨後抵達。對峙演變為交火,槍聲響徹田野——一匹馬和一頭駱駝倒下,一名哈肖默守衛與一名阿拉伯人付出了生命。

一句話揭示了一切

事後,當定居者問那名守衛:「你為何如此殘暴地毆打一個小偷?」

守衛的回答,令在場所有人沉默:

「因為他偷的不是這個定居點的葡萄,而是猶太人民的葡萄。」

這句話,是一個宣告。它告訴世人:這不再是鄰里之間的小摩擦,而是兩個民族之間你死我活的爭奪。

「我們」的瓦解

在雷霍沃特事件發生之前,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保有一種「我們」的感覺——我們是奧斯曼人,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共享著一段共同的歷史。

雷霍沃特事件之後,這種「我們」開始崩裂。「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邊界,在那個血腥的午後,清晰地劃下了第一道痕跡。

事件引發的震盪遠超出地方範圍:來自各地的村民聚集,聯署請願書反對猶太人的活動;阿拉伯媒體公開表達蔑視與憤怒。雷霍沃特,成為了這場長達百年衝突的第一個里程碑。

十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解希望的終結 [00:51:14]

談判未竟,戰火先至

雷霍沃特事件後,局勢惡化的速度讓雙方都意識到,衝突已無法繼續忽視。談判開始了,和解的可能性或許從未如此接近。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戰爭的烽火一起,一切談判戛然而止,所有尋求和解的努力在頃刻間化為灰燼。

一個世紀的序幕

雷霍沃特事件所預示的,是此後整整一個世紀的不信任、敵意與暴力。

歷史學者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反思:

「歷史是無法控制的。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事情會走向不同的方向嗎?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但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曾經有一段時間,不同的群體共享一座城市,共享一片土地,並在一段時間內,共享了歷史。」

結語

索科洛夫斯基的鏡頭,在1913年的開場畫面中,捕捉了一群滿懷希望的移民駛向應許之地的身影。船隻駛過伊斯坦布爾港時,鏡頭短暫地掃過一艘停泊在港口的盟軍戰艦。

那是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在地平線上低鳴。

而衝突的種子,也已悄悄埋入這片古老的土地。

這部失而復得的電影,不只是一段歷史的記錄,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夢想與現實的落差,映照出選擇與後果的糾纏,也映照出那個本可以不同的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了今日的困境。

本文根據PBS紀錄片《1913:衝突的種子》(1913: Seeds of Conflict)逐字稿及相關資料整理撰寫,所有引述與史實均來自原始影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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